為了同樣的社會主義目標，同樣信奉著馬克思主義的兩支隊伍，為何卻總是在歷史轉折關頭爆發爭論，乃至互相為敵？其中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檢討。

如前所述，分歧是從對資本主義制度歷史命運的不同認識開始的。歷史證明，西方社會民主黨在自己長期的政治經濟斗爭中，對資本主義自我調節和適應生存的能力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同時，他們所代表的廣大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的穩定發展和“社會主義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中確實獲得了利益，因而也承受著精神上的“重負”：對內他們樂于接受改良主義，對外則更習慣于大國沙文主義。就布爾什維克和以它為榜樣建立起來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來說，他們代表了落后國家工農大眾的利益，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剝削有著最深切的痛苦體驗，同時，他們對資本主義及其發展規律則了解不足。相對來說，他們對資本主義的仇恨和憤怒往往多于冷靜理性的分析。革命時期，他們容易把斗爭策略同對“崩潰論”的希望聯系在一起，“世界革命”的戰略策略是其極端反映；建設時期，他們易于表現出更多的民粹主義，企圖在小生產的基礎上建立起“純粹的”共產主義，而嘗試的結果經常是事與愿違。

無疑，爭論雙方都自認為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并指責對方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從伯恩施坦開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對帝國主義階段發展規律的分析，補充或“修正”了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結論，其中有一些現在看來是正確的。以列寧為代表的東方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們，實際上也在許多方面“修正”和補充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結論，其中也有不少被證明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的實踐中一直在不斷“修正”和補充自己的理論。歷史上有不少人物經常如伯恩施坦曾經做過的那樣，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體結論“拉長”，好像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發生的一切問題在他們的著作里早已有了現成的答案，而不只是寓于具體結論中的那些基本觀點和科學方法，歷次論戰中的“語錄戰”就是這種做法的典型表現。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敢于“修正”“崩潰論”，但對列寧開拓的社會主義東方道路卻加以全盤否定；東方共產黨人敢于走“政治變革”先于“文化變革”的新道路，但卻根本否定社會民主黨根據20世紀西方的實際對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歷史或許已經證明，教條主義往往比所謂的“修正主義”有更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