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逝世后，關于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爭論日趨公開和激化，各國黨內因此形成了不同派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后，爭論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第二國際的分裂，對社會主義運動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有助于我們對這一論戰的是非做出更客觀的評價，并從中總結出有益的教訓。

一、是和平過渡還是暴力革命？

在社會主義運動中，關于無產階級贏得政權的策略的爭論是一直存在的。伯恩施坦策略主張的核心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他要求社會民主黨成為“在政治上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和訓練他們運用民主”的黨。［1］196而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深入分析，認為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所取代，最終會出現資本主義的“崩潰”。伯恩施坦雖然也曾認同這一觀點，但他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定“崩潰論”的觀點并未作出明確回應。正如他后來所說：“我寧可避而不答……盡管我內心竭力抗拒，我仍舊對我一直認為無可反駁的一些原則發生了懷疑，而緊接的幾年帶來了進一步加劇這種懷疑的因素。”［2］到189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施圖加特代表大會上，伯恩施坦便公開放棄了“崩潰論”，認為把資本主義“崩潰”當成巨大社會變革的前導是一種“冥想”。［1］193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寫道：“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里孕育著的新社會的因素。”而“解放”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大體上，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的是暴力革命；后來則認為一些“民主”國家可能通過和平的合法斗爭而獲得。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視合法斗爭的意義，但始終沒有放棄“革命權”和“決戰”的準備。伯恩施坦的“和平長入”策略可以說是對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某種繼承，但他顯然無視了恩格斯對“革命權”和“決戰”的解讀。伯恩施坦把“爭得民主”看成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把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放到了遙遠的未來，僅僅滿足于通過改良而帶來的“社會主義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他曾公開表示：“我對于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非常缺乏愛好和興趣。……運動就是一切。”［1］195這被人指責為他背叛社會主義的證據。實事求是地講，這種指責對伯恩施坦是不公正的。正如他自我辯解所言，他只是對社會主義“采取什么樣的形態漠不關心”，并非不關心社會主義本身，“運動就是一切”，表明他關心的是“社會主義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

既然資本主義的“崩潰”已不可能，社會主義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那么，在伯恩施坦看來，當時要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就是一種可怕的想法。1898年，他在二月革命50周年紀念日里特別告誡黨決不能尋求掌握政權，否則將“面臨一項無法解決的任務”，“結果只能是一場慘重的失敗”。在他看來，當時的無產階級只應“運用民主”，“為國內的一切適于提高工人階級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國家制度的改革而斗爭”［1］196。他要把黨改造成為只懂得“運用民主”的改良黨，而不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革命黨。他根本沒有想到，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將更有利于“社會主義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