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這既是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建設黨的重大舉措，也是強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現實要求，蘊涵著豐富的理論內涵。然而時下在基層的一些輔導解讀中往往把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片面理解為“通俗化”，應引起必要的重視。

“大眾化”緣何等同于“通俗化”

“大眾化”具有豐富的內涵，但一些同志把它簡單理解為“表現形式上的通俗化”，似乎只要通俗易懂就達到大眾化的要求了。之所以片面認識“大眾化”，大概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停留于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表述。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由此可知，當年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并通過中國的民族形式表現出來。這一概括反映我黨當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高度，無疑是精辟深刻的。然而時至今日，經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已經進一步深化。現在如果我們仍然照搬毛澤東1938年的論述，就難以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富內涵，就容易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代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二是肢解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有的同志把“三化”完全生硬地割裂開來，認為中國化是解決內容問題，時代化是解決現實問題，大眾化則是解決表現形式問題，彼此并列，相互獨立。這種認識顯然不科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并非是簡單的并列關系，中國化是核心，也是基礎和前提，時代化和大眾化不能離開中國化而獨立存在。“三化”的表述，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化和發展，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規范和調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具有當代性和通俗性特點，蘊含時代化、大眾化的內容，如今根據我國面臨的新形勢新變化，突出提出時代化、大眾化的命題，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 “三化”其實是一種互文關系，中國化蘊涵著時代化、大眾化，大眾化也必然離不開中國化、時代化，不能狹隘地認為大眾化就是表現形式喜聞樂見。

因此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本著一切為了大眾、一切依靠大眾的原則，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