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韓愈寫過一篇《藍田縣丞廳壁記》，記載了一個姓崔的朋友，在擔任諫官時因上書言事而受人排擠，被打發到藍田縣任縣丞。崔縣丞本來想，當縣丞就當縣丞唄，照樣能夠有所作為。可事情卻不那么如愿。韓愈這樣寫道：辦理文書時，辦事小吏懷抱已經完成的案卷找到縣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來，右手遞上筆，站直了看著縣丞，說道：“你應該在這兒簽名。”縣丞抓起筆，在預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簽上名字，再問辦事小吏是否合適。小吏說：“可以。”公事就算辦完了。至于案卷上寫的是什么，縣丞一點不清楚。所以韓愈慨嘆道，縣丞“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好在庭院里有老槐樹，靠墻有竹子，還有流水，崔縣丞于是每天清掃庭院，培土澆水，然后吟詩作賦。有人問他忙什么呢？他就說：“我正忙于辦公，請勿打擾。”

宋代州縣的副職權位又有所提升。王安石初入仕途的差遣，就是去揚州當簽書判官，由于在公事處分上常堅持己見，少不了與長官韓琦鬧矛盾。因為他有通簽文書的權利，著實讓老韓撓頭。

州縣正副相爭的故事在宋史上很多，據歐陽修稱，知州、通判相爭時，通判的氣焰甚至高于知州，曾經揚言，要對知州實行同級監督。有個叫錢昆的杭州人，喜歡吃螃蟹。他原在中央任職，后來請求外放去做知州。人事部門問他想去哪個州，他說只要是出產螃蟹、又無通判的地方就行，可見知州對通判敬畏到了何種程度。

明代起，地方正官權力反彈，即便是同知、縣丞這種有“二堂”、“二尹”名義的第一副職，也不再有過問全局的職權，而是依慣例由正官委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但若對正官的施政方針或具體處置有意見，也可以直接向上級申訴。副職難于駕馭，所以許多正官以裁減乃至清除副職為快事。本文開篇所述海瑞建議要求為興國縣減副，固然有裁冗省費的正大名義，或許也有類似動機。以他那種雷厲風行的個性，來自左右的制約自然是越少越好。

何良俊記載過這樣一件事，嘉靖時，先父做糧長，常在府縣中聽候差遣，親見親聞松江府的同知吳獻臣是如何與知府劉琬相處的。按照慣例，每天早上知府升堂與同僚相見后，副職官員各自回自己的辦公室辦事，惟獨吳獻臣偏偏不走，就在府堂一側坐著，監視劉琬辦理公事。一旦劉知府言行稍微有什么不當之處，吳獻臣馬上當面指責。說起來劉琬也是一個在官場上頗有聲望的官員，怎么能夠心甘情愿受到這種制約呢？有次他看見吳獻臣不走，就故意不辦公，干脆和他相對而坐，忿忿地說：“看你有能耐閑坐到什么時候！”吳獻臣也不甘示弱，悠哉悠哉地捉一只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圍吐一圈唾沫（據說虱子怕唾），然后直視劉知府道：“看你這家伙能走到哪里去！”

再如萬歷時廣東番禺的縣丞唐同，也是類似角色。有一回他去見知縣議事，正好遇見知縣與“詩友”在堂上歌詠唱和，當場板下臉來教訓正官說：“縣堂自有政事，放著堂堂正事不做，吟詩作對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