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密切聯系群眾，做好群眾工作始終得到了中央的重視。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針對干部隊伍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腐敗、脫離群眾等現象，1990年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作出了加強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從黨的政策、群眾工作、聯系群眾渠道、反腐倡廉、群眾監督、基層組織、黨員教育等七個方面提出了聯系群眾的具體辦法。時隔十一年，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提出把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為黨必須克服的障礙，指出健全聯系群眾的制度，是新形勢下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重要課題。一年以后，黨的十六大又提出，要認真研究我國社會生活的新變化和群眾工作的新特點，把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貫徹到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各項工作中去。

[針對問題]

在“兩個轉型”互動的大背景下，由于階層分化、社會流動等原因，群眾的構成、政黨自身階級基礎的變化，執政黨聯系群眾的途徑、渠道、方式方法面臨挑戰

當前，中國共產黨正處于“兩個轉型”的大背景中：一是政黨轉型，即從革命黨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向執政黨思維與行為方式轉變；二是社會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封閉半封閉狀態下搞建設向全方位開放狀態下搞建設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政黨轉型推動了社會轉型，而本世紀以來社會轉型的新階段又對政黨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兩個轉型互動的大背景下，由于階層分化、社會流動等原因，群眾的構成、政黨自身階級基礎的變化，執政黨聯系群眾的途徑、渠道、方式方法面臨挑戰，一些地方黨組織在聯系群眾中出現了“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的尷尬局面。

比如，一些地方只善于利用組織或行政資源去聯系群眾，離開了組織資源，黨員或黨的干部難以獨自與群眾打交道；一些地方只會機械地通過滿足物質利益的方式去聯系群眾，缺乏對群眾真實需求的洞察，缺乏與群眾的感情交流；民間組織蓬勃興起，一些地方熟視無睹，不善于利用民間組織的資源去做群眾工作；社會人群流動加速，一些地方黨組織仍然沒有轉變思路，死守地域觀念，在外地群眾與本地群眾之間化分“界限”；在社會分層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嫌貧愛富”，密切聯系“大款”，卻忽略了普通民眾；一些地方黨組織只關心經濟增長，卻不關心社會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不知不覺傷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地方不善于利用網絡媒體與群眾交流，相反卻在各種信息“洪流”中保持沉默，喪失了引導信息傳播的制高點與主動權；在當前社會不和諧因素客觀存在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不善于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以消解社會緊張與斷裂；在一些宗教氛圍濃厚的民族地區，由于宗教與風俗的高度關聯性，黨的基層組織融于基層社會的難度逐漸增加，等等。以上情況進一步表明，應該在社會轉型與政黨轉型的大背景下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斷創新黨組織聯系群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