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30年：16次推進

第二個30年是從1978年底至2009年。在這30年間，黨內民主建設出現了16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推進。

第一次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啟動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而且啟動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根據黨的歷史的經驗教訓，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

第二次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30多年來開展黨內民主的經驗教訓。關于教訓，決議指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關于經驗，決議指出，必須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加強各級國家機關的建設。

第三次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在十三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切實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以后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繼續指出，“要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加強制度建設”，黨內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民主生活、干部管理和權力制約監督這三大方面。

第四次是1994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建設是“新的偉大的工程”，要“進行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第五次是2001年十五屆六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集中解決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發展黨內民主，充分發揮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第六次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確立了黨內民主制至高無上的戰略地位。

第七次是2002年制定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強調黨政干部選拔任用的民主性。

第八次是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力有五個方面，在黨的五個執政能力中，包含“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的直接選舉。

第九次是2004年頒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進一步明確地規范了黨內的民主監督，加大了監督的力度。

第十次是2006年頒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完整地賦予黨員的黨內生活民主權利。

第十一次是2006年下發的《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暫行規定》等文件，健全了對干部的民主管理。

第十二次是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尊重黨員的主體地位的理念和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的權力監督體制。

第十三次是2008年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暫行條例》，奠定充分發揮各級黨代表大會代表作用的制度基礎。

第十四次是2009年6月29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高度重視和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最大限度凝聚全黨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激發全黨創造活力，最大限度鞏固黨的團結統一，更好地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進一步形成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合力。

第十五次是2009年7月，中央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黨政領導干部受到問責的主要有七項內容，如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等等。

第十六次是2009年9月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并就對怎樣推進黨內民主，提出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根本，以加強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為基礎，切實推進黨內民主”，要“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

以上黨內民主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來，能夠持續地推進黨內民主建設。雖然歷經嚴重的挫折失誤，但總體而言，黨內民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斷地取得了進展，展現了奔騰向前、不可阻擋，氣勢宏大、漸入佳境的圖景。

（作者許耀桐為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學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