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一個甲子，中共中央兩度在重大歷史關頭召開全會，對照來看，頗覺意味深長。

1949年3月，在入主新中國之前，中共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的話，即使是站在60年后的今天傾聽，仍然具有歷史穿透力：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

2009年9月，在新中國60年國慶之前，在集體醞釀歡慶之海之際，在似乎是“更值得驕傲”的時刻，中南海沒有耽于狂歡，而是平靜地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以異乎尋常的冷峻口吻，告誡全黨：“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全黨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

由中國共產黨人演繹的這出壯闊長劇，揭開共和國序幕之后，走出了曲折而迭創奇跡的60春秋，在一步步接近高潮。60年，細察中共這兩次重要全會對全黨作風建設的告誡，從對比中我們發現，兩個全會一脈相承，都把艱苦奮斗等放在突出地位。

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十七屆四中全會也要求“全黨必須牢記”：大興密切聯系群眾之風，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大興艱苦奮斗之風，大興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風。

然而，西柏坡預想的在今天成為黑色的現實：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在糖彈面前“打了敗仗”的前赴后繼——今天，我們把這樣的“敗仗”，稱作“腐敗”，這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心腹大患，使全會拿出整整一個章節來剴切痛陳。

那么，已經被偉人預料到的，為什么還會發生？已經被反復宣說、警示和懲誡的，為什么還此起彼伏？如何才能扼住腐敗的咽喉？

十七屆四中全會拿出兩把手術刀：一曰科學，二曰民主。

于是，我們在全會通過的“決定”中看到了“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等主張，第一次鮮明提出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重大命題。于是，“決定”全面布署推進黨內民主，對黨內民主建設的重點進行了設計和安排，強調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根本。

事實上，腐敗之源，一在制度缺陷，有空子可鉆；二在封建余毒迷失了官員的心竅，“公仆”二字被棄，思想上墮落為封建主義，膜拜特權、享受特權、擴張特權。三是黨內民主之風淡漠，缺乏監督，決策過程缺乏公開和透明，一把手為所欲為，其他人噤若寒蟬的局面并不鮮見。可以說，六十年前，西柏坡提出了極有預見性的問題，而現在則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鑰匙：黨建科學化，黨內要民主。

然而，阻力肯定不小。黨內一些既得利益者，會對自五四起就響徹華夏的科學與民主即德、賽兩位“先生”避而遠之。但是，黨和人民都不可能再忍受全會抨擊的現象：“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生的腐敗案件影響惡劣，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

話都說到這份兒了，對黨構成“嚴重損害”和“嚴重影響”的事兒，再也不能逍遙地繼續下去了。

我們相信，當年，只有共產黨能挽狂瀾于即倒，挽救已死的科學與民主；現在的共產黨，仍然能與科學和民主結成天然盟友，行反腐倡廉之大業……(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