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武校少年連殺兩女童 網(wǎng)友：武校應重視武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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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馨在水塘因外力導致溺亡 何軍把女孩從大樹下引到山上 何佳遇害后被簡單埋在淺坑里何軍母親在廟頂屋梁上揭瓦 制圖/潘璠

2014年1月30日，大年夜，四川省綿陽市三臺縣永明鎮(zhèn)白廟辦事處塔子壩村，兩位六歲多女童何佳和陳馨在家附近失蹤，后被發(fā)現(xiàn)系鄰家15歲少年何軍殺害，起因只是女孩對他隨地小便說“羞羞”。

2月8日，當?shù)孛襟w對外公布了這一消息。

一句“羞羞”，何至于引發(fā)命案？15歲少年，對兩條幼小的生命何至于如此漠視？這一切，有多少偶然、多少必然？這背后，是一個怎樣的中國鄉(xiāng)村現(xiàn)實？帶著這些疑問，北京青年報記者走進了事發(fā)地。

命案

不一會兒，何佳找到了，在一個淺淺的坑里，脖子上有葛藤勒過的痕跡，喉管被小木棍戳過。

初入塔子壩，恍然間有誤入陶淵明筆下桃花源之感。青山綠水間，油菜花一片片開得正熱鬧。屋舍儼然，雞犬相聞。

村里人說，這里的人往綿陽走，都不去三臺縣城。大家的衣著，與城里已無大異。房子外墻裝飾得“一致的漂亮”——盡管室內情況不一，有些家門口還停著小汽車。

年三十，塔子壩村有樁“大事”——慶祝黃連坪觀音廟落成。那天，廟周圍擺了十幾桌，大家喝酒，高音喇叭放著歌。

這廟，建在進村公路的邊上，村里挨家挨戶“捐功德”，冬月開建，臘月落成。

站在廟門口前望，左邊是陳馨家，右邊是何佳家，中間是何軍家。

如今村里時興中午吃團年飯。“早點吃，要打牌的好打牌”。

何佳吃過年飯，拿了父親給的壓歲錢，穿得漂漂亮亮的，找陳馨去了。

見何佳來了，媽媽給陳馨洗好澡，也給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倆孩子一起出去玩。

天快要黑了，小馨還沒回家，媽媽著急了。“會不會到誰家吃飯去了？”挨家挨戶找過去，沒有。

下午七八點，村里喇叭開始廣播找人。

還是沒有。莫非被拐？

村民安慰道，“你孩子那么聰明，拐不走的。”

“開始找，天沒黑，沒感覺。天一黑，不知到哪兒去找，腿開始發(fā)軟。”事后，小馨媽媽回憶。

小馨媽媽打電話給在火車站工作的姐姐，“幫忙堵著點人”。又讓老公往山上找。“我不敢和他細說，只讓他找。一閃念，想起電視《今日說法》那種，不敢想。”

她報警了。

三臺警方透露，年三十，他們也在忙活。“近幾年，不太平，年三十總有命案”。但那天蹲守的重點，在縣城附近的一尊廟宇，“上香的人多”。

警察來到塔子壩，建議“看下附近有沒有水塘”。

水塘，距離進村公路，慢行也就十分鐘。夜里十來點鐘，穿著過節(jié)的衣褲，村民們往水塘跳。

小馨媽媽事后回憶：“九點剛過，老公打電話來，說找到了，在水塘里。”經(jīng)警方確認，陳馨系外力導致溺水死亡。

“見找到了陳馨，我腿都軟了。立馬跳進水里。”何佳爸爸說，“沒摸到。當時最大嫌疑，是被拐賣了。但被拐賣，還有一線希望嘛。”

警察建議到山上找。不一會兒，何佳找到了，在一個淺淺的坑里，脖子上有葛藤勒過的痕跡，喉管被小木棍戳過。

這個坑，比小水塘更靠近進村公路，兩地步行也就五六分鐘。從這里走幾步，再下一道坎兒，就是進村公路了，那是進村的必經(jīng)之路。

落網(wǎng)

父子見面，約十來分鐘。“我罵他，你只有死路一條了。他就是哭。”

年三十那天，何軍跟父母說，今年要呆在家里好好看春晚。春晚和何軍之間，有了間接的聯(lián)系，他就讀于塔溝武校，而該校參加春晚錄制已有十余年歷史。不承想，吃過中午飯，他就被幾個小伙伴邀去玩了。

年初三，警察來了，帶走了何軍，父母想，“可能一會兒就回來了。”直到警察又來叫父親何印，說“走吧，去了就知道了”，何印才意識到出了大事，大腦一片空白。

父子見面，約十來分鐘。

“我罵他，你只有死路一條了。他就是哭。”何印說。

最初，警方并未特別留意何軍。辦案民警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何軍身子比較單薄，非一般人想象的習武就該“滿身橫肉”，只是普通的學生模樣。甚至有人認為，“他看上去比較奶氣”。

三臺警方稱，最初作案動機被推斷為性侵，但由此鎖定的六名嫌疑人，很快就被排除。

在排查中，警方發(fā)現(xiàn)，何軍在年三十案發(fā)時段，和同齡玩伴分開了，而且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交代不清；另外，他手上有傷，后來，警方的猜測被血型配對所證實。

何軍的玩伴稱，下午3點左右，何軍離開了他們，說去找另一個玩伴玩；再見何軍，已是6點多，何軍正從山上往下跑。

據(jù)何軍對警方交代，年三十上午，自己在村里就地小便時，何佳、陳馨對他說“羞羞”。下午再次相遇，何軍想“打一頓，教訓一下”，于是跑到小女孩邊上玩手機，以“游戲好玩”引發(fā)兩個小女孩好奇，后又以大樹那里“手機信號不好”為由，把女孩引到偏離公路的山上。

站在他們玩耍的大樹下，一眼能望見陳馨的家。

警方稱，何軍先將何佳推入坑中毆打，打著打著就收不住手了，后害怕何佳“會告訴媽媽”，于是就地取材，用葛藤、小木棍置其于死地，并簡單掩埋。

何軍對警方交代，女孩喊“救命”喊得很大聲，但廟那邊喇叭聲音大，他膽子也就大了起來。陳馨在一旁下跪，求“哥哥別殺我，我要回家”。

“哥哥不殺你，一會兒送你回家。”但何軍事后把她拖至小水塘，溺死。

警方分析，“何軍說不殺，后來又殺了，是因為當時他內心也糾結，但怕事情暴露，便采用了最簡單的致死方式。”

何軍孩提玩伴告訴北青報記者，那個水塘，何軍和他曾在那里游泳，最后一次，是八九歲時。

砸廟

廟頂?shù)奈萘荷希诬娔赣H。廟頂?shù)耐咭芽毂唤夜猓皇Ｏ鹿舛d禿的橫梁。

案發(fā)后，何軍到受害人家里吃花生的“坦然”一幕，開始廣為流傳。

據(jù)小馨媽媽回憶：“初二家里來了很多親戚，他和堂姐妹也來了，叫他吃花生。他沒吃。叫他名字，他抓了一點。”

何軍甚至還在警察旁邊吃了一頓飯。

“警察到他堂嫂家訪，他碰巧也在。他說哎呀，老爸回來了，要去接老爸。堂嫂說，吃完飯再走。警察問，你的手是不是練過武功。他又說，要接老爸。警察說，吃飯。他笑了一下，說，這么多人，看著我，我怎么好意思吃？最后，他吃了。”

就是那一次，警察發(fā)現(xiàn)何軍手上有傷。

何軍兒時玩伴向北青報記者回憶道，年三十晚上，何軍并沒有那么“坦然”。“平常玩牌，他會參與。那天，他沒有。在一旁坐著，不吭聲。”

辦案民警說，正月初三審訊完，大家吃飯，叫何軍吃，他一口沒吃。

警方帶走何軍后，村里人開始講述何軍的兒時“匪”事，包括“到小賣部偷吃的”等品行問題。

何印表示：“他小時候給我也闖過禍，但跟這是兩碼事。幼兒園，坐秋千，人家拉他，他推了人家一下，骨折，賠了三四百塊錢。”

何軍要好的小學同班同學回憶，小時候，兩人偶爾也為搶根小木棍大打出手，但印象中“唯一我沒參與、也沒制止”的“大事兒”，是何軍四五歲時把人家祖墳給弄開了。“不知道那是祖墳。就看見有樹，有一堆石頭，就給刨了。”

這些足以說明一介少年緣何犯下命案嗎？塔子壩村主任劉剛說：“三家無冤無仇，說起來還沾親帶故，房子隔了不到100米。”

陳馨父親也想不通：“‘羞羞’，這么一句，犯得著去殺人？”

總得有一個原因，于是，年三十剛落成的觀音廟被砸了。

2月10日中午，北青報記者步入廟內，向上可以望見天空，廟頂?shù)奈萘荷希诬娔赣H。廟頂?shù)耐咭芽毂唤夜猓皇Ｏ鹿舛d禿的橫梁。

廟早被砸過一輪。第一輪砸的，是女孩家。

“要不是廟的高音喇叭，也不會孩子喊救命聽不見。”那一次，喇叭被扯到了地上。

這一輪砸，是因為風水。

“我的娃娃，以前從沒犯過事，犯過法。”何印表示，“這次，我有80%的理由相信，都怪這個廟。不是廟，沒有這樣的慘案。”

何印說：“不怕你笑話，我還是有點迷信的。十年了，反對他們修廟，這地方不能修廟。”他拿出一本署名“香港著名風水師林國雄”的風水書：“上面都寫了的。‘廟前貧、廟后富。’‘正對著，是兇相。’住這兒，精神狀態(tài)會受影響。”

之前，何印拒絕了一撥又一撥要求采訪的媒體。“電視臺要采訪，我說，你們去采訪下修廟宇的，求保平安的，為什么要在這兒修。”

2月10日中午，剛坐完月子的何佳媽媽，再次上何軍家鬧，此前何軍家的窗玻璃已被砸碎。何印夫婦隨后上廟揭瓦。

武校

“在學校，武的方面重視得比較多一點。放假了，我天天跟他講，要講武德。”

“我愛看武俠劇，喜歡功夫，還夢想自己成為武打明星。”何軍在看守所里說。

同班同學也表示，何軍體育成績較好。北青報記者在何軍家看到過被撕毀的獎狀殘片。何印說，這是兒子參加小學體育競賽得的。

在案件審訊中，警方問何軍，“在哪里學會了用暴力解決問題？”何軍的回答是，“可能是在武校期間。”

武校第一年，何軍就讀于小龍武校，全托班教練馬超在接受采訪時稱，“何軍在練武方面很用功，待人也比較有禮貌，和同學老師都相處得較好，也不惹事。”何印稱，“2012年，在小龍武校第一年，他學傳統(tǒng)武術，棍術、刀術、拳法，都是第一名，還當了寢室長。”

一年前，何軍轉學至何印更心儀的學校——塔溝武校。“網(wǎng)上說，這個學校上春晚，上奧運會開幕式。”

“在小龍武校、塔溝武校，他都得過第一名。”在何軍家，捏在何印手里的“兩年時間，六塊獎牌”，大有蓬蓽生輝之效。

北青報記者在獎牌上看到“塔溝武校運動會第二名”、“塔溝武校運動會第一名”、“塔溝武校運動會第三名”、“小龍武校第一名”、“聊城市擂臺賽武術散打第二名（2013年1月）”等等字樣。何印說，“今年，何軍是塔溝武校重點培養(yǎng)對象。教練給他定的方向是競技，靠實力的。”

事發(fā)后，不少網(wǎng)友指出，武校應加強整頓，不能只顧收錢，不重德育。何印也看網(wǎng)上言論：“有些片面之詞，對他和武校都有點不利。”

“網(wǎng)上的說法，早就有了。說什么培養(yǎng)出來去哪兒哪兒加入什么黑社會。前幾年都有了。”何印稱，“不能全看不好的一面。”

“去武校，本意不是讓他打人。最多不怕事。”何印強調：“武校管得相當嚴。做得不對會吃耳光。”“老師說他是塊好材料，我送對了。”

但何印也表示：“文武學校，半天文校，半天武校。在學校，武的方面重視得比較多一點。放假了，我天天跟他講，要講武德。”

塔子壩的村民都快忘了，何印家，曾是塔子壩的“書香門第”——何軍爺爺當過私塾先生，教授《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之類。

“沒有繼承啊。”何印慨嘆。“我小的時候，還能念出‘人之初，性本善’。到孩子這一輩，不興學這個，他們就背不出了。”

“這些孩子，該怎么教啊？”何印現(xiàn)在睡覺都在想。

“回來才五天。我在外從沒犯過法。該怎么說教，還是怎樣說教。我們小時候，說得不對，就是一頓打。現(xiàn)在，特別過分了，才整一兩下，其他時候還是說教為主。”

曾經(jīng)，因何軍闖禍，村民去討說法，他父母卻說“哪家孩子不淘氣”。當北青報記者問何印對兒子會否多疼一些，他用一件往事予以了否認：“2010年，他上黑網(wǎng)吧，一天一夜沒回來。我把他打了一頓。他跟我說，不上網(wǎng)了。”

“就打過這么一次？”何印說：“那肯定不止。煩了，不聽話了，我就打。還是很嚴厲的。”只是“嚴厲也沒有把他教育出來”。

小時候和何軍一起看動畫片的伙伴，現(xiàn)在最喜歡看的，還是動畫片；何軍的最愛，變成了武打片；玩游戲，前者最喜歡的，是冒險游戲；何軍，則偏愛槍戰(zhàn)游戲，“一有時間，就玩槍戰(zhàn)游戲。”兩人只在小說上，興趣基本一致，喜歡的是“玄幻、歷史、網(wǎng)游”。

空村

何印說，何軍媽媽堅持要回家，“她想扯扯門上的草”。

“聽說殺了兩個，都抖了。”不止一位村民對北青報記者表示，這事，塔子壩“百年一遇”。

陳馨父親說：“如果在城里，過個馬路，都要跟她說安全問題的。但在村里，除了年輕的不熟，上點年紀的人，相互之間關系可好了，誰會提防村里會有人即興犯罪呢？！”

今日的鄉(xiāng)村，已非昨日。這一命案，引起了“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再討論。如果不是返鄉(xiāng)過春節(jié)，這三個“非典型留守兒童”壓根兒就不會相遇。

何印告訴北青報記者，1998年，何軍生于上海，為此，何印當年支付了9000元超生罰款。后來，奶奶帶著何軍和年長六歲的姐姐，在老家生活。爺爺早已過世，夫妻倆得“出去找錢”。

2008年地震前一月，奶奶病逝，姐弟倆經(jīng)歷了與“最親的人”永別。何印夫婦趕回家奔喪，之后帶姐弟倆去了蘇州。夫妻倆繼續(xù)在工地上打工，何軍入讀打工子弟學校。“在那邊念書，消費是這里的幾倍。”

何軍對警方說，因為父母工作，家人經(jīng)常變換住地，自己也跟著多次轉學。“那幾年一共換了三個學校，新地方都不認識人，在學校不開心。”

因感覺“打工子弟學校教學質量一般”，何印兩年前把兒子送去了河南的文武學校。何軍自稱武術是愛好，這才和家人分開。

這兩年，何印自稱一年掙的錢，都給了兒子。“一年他花我兩萬。”“父母，都是望子成龍的。”何印對兒子的期許是，“有朝一日能當兵，保家衛(wèi)國。起名，就和這個相關。”

受害者何佳，父母在綿陽城里打工，知道“留守對孩子教育不好”，便一直把孩子帶在身邊。即便“剛結婚那會兒，很窮。白天上班，晚上做生意，燒烤，擺攤。娃娃幾個月大，睡著了就放身旁的車里”。

這兩年，何佳父親成了“包工頭”，在綿陽城里買了房子。2013年9月，小佳在城里開始念小學一年級。“我們想給她最好的教育。”

受害者陳馨，是“東莞生，東莞養(yǎng)”。直到為了讓她入讀公辦小學，父親陳泉和妻子才帶女兒2013年7月回塔子壩。

“東莞生，東莞養(yǎng)”，是“吸取教訓”。比陳馨大十來歲的姐姐，剛滿四個月，媽媽就外出打工，媽媽感覺大女兒和自己不夠親。而陳泉之所以轉讓好不容易在東莞才開起來的毛衣加工作坊，選擇回鄉(xiāng)，也是“吸取教訓”——“大女兒6歲多帶到廣東，讀民辦學校，一直沒有學籍，加之教學質量也不好，把大女兒耽擱了。”

遠離鄉(xiāng)村奔波各處，為的是體面點的生活。在何軍關押地、三臺看守所所在的縣城，房價也已經(jīng)達到了每平方米約3000元，而三臺，是一個農(nóng)業(yè)縣。

“農(nóng)業(yè)稅是減了，農(nóng)藥化肥漲了多少？家里找得到錢，誰愿背井離鄉(xiāng)？”一位村民對北青報記者表示：“在城里的感覺不好受。”

千里外的東莞，好幾年沒回家探望七旬父母的塔子壩人沈清，反復聽著1983年侯德健唱過的歌：“歸去來兮，田園將蕪……”

事發(fā)后，何印開始埋怨妻子，“這個春節(jié)就不該回來”。何軍放假后去蘇州與父母、姐姐會合。回川的票不好買，直到臘月二十五，一家四口才靠站票一路站了回來。

何印說，何軍媽媽堅持要回家，“她想扯扯門上的草”。

（文中部分村民、命案三方及其父母采用了化名）

文并攝/本報記者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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