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玉：網絡問政的政治效能感淺析

一、網絡問政效能感的內涵

網絡問政是一種借助于網絡的政治參與行為，有其一般性的認識，也有內在特征，亟待挖掘。對網絡問政的政治效能感的認識與了解要在政治參與效能感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探討其內涵、實質與功能。

1政治效能感的基本內涵

效能感主要是基于有效而進行的心理考量。“有效”一是指法律上的有效、合法性；二是符合邏輯、正當、正確性、合法性；三是效度，測量結果和要考察的內容越吻合，效度越高；反之，則效度越低。效能感是指完成策劃的活動和達到策劃結果的心理感應以及采取進一步行動的客觀感受。政治效能感是個人認為自己的政治行動對政治過程能夠產生政治影響力的感覺，也是值得個人去實踐其公民責任的感覺。當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整個政治過程能夠產生影響力的感覺或者信念比較強烈時，政治參與者會受到一定激勵而參與到政治過程中。政治參與是客觀政治環境，也是效能感考量的客觀條件，也可以是公眾參與政治事件的各種政治條件的集合。當效能感考量可供參考的現實支持比較充分時，公眾的效能感反應就會比較強烈；相反，其進一步參與的積極性就不會很高。效能是感受的支持力量，感受建立在效能和客觀條件基礎之上，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即在上一次政治參與感受的基礎上決定下一次是否參與政治或者是決定政治參與的程度。有效感受越深，過渡速度就越快，政治效能感的外在表現就會越明顯。

政治效能感包括以下組成成分：第一，政治效能感的主體是公民，客體是政治現象。第二，政治效能感是個體或群體對政治現象或政治行為的主觀感受，是對自身政治能力的主觀衡量。作為一個概念，政治效能感是以三個彼此獨立但又緊密關聯的要素表現出來：即作為規范的政治效能感、作為心理學傾向或者感覺的政治效能感和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1］因此，網絡問政政治效能的現實感應是問政行為達到預期效果的程度考量，還可以指公眾問政與政府回應之間的對比關系。一般來說，政治效能感強的人會更多地參與政治，政治效能感是影響個人政治參與的最主要因素。

2網絡問政效能感的實質與功能

問政效能感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問政、二是有效。問政是一種公眾參與行為，有效則是效能感的基礎性心理感應。在政治參與條件下，個人期待與政治參與所獲得的終極效果之間的對比關系，決定著人們是否采取進一步行動，因此政治效能感是公眾政治行為的外在反應。坎貝爾通過在全美國范圍內（1954年）的取樣調查，親身體驗了“政治功效感”的現實表現。在最低到最高的政治功效的范疇中，分別有52%、60%、75%、83%和91%的人在選舉中參加了投票。他得出的結論是，不僅投票總人數隨著個人的政治功效的增加而增加，而且40%以上的數字就可以把政治效能感最低的人與那些政治效能感最高的區分開來。［3］網絡問政的政治效能感主要反映為公眾或公民個體對政治參與行為的實際效果的感應程度。

（1）衡量網民問政積極性的重要指標。普通網民是政治效能感的判定主體，政治效能感則是刺激公眾參與政治的鼓動力量；但是如果人們對參與政治表現為無能感，那么人們內心會產生疏離感，進而不愿意參與到政治過程中去，最終表現為政治冷漠。政治效能感低的人們不是卷入極端的政治運動，就是卷入極端的宗教運動，其推理依據是：無能感可能產生焦慮或侵犯感。當無能感由侵犯所伴隨時，結合了這兩者的個體就可能轉向政治上的極端行為。［3］政治效能感能刺激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而政治無能感則會刺激人們采取極端方式參與政治。

（2）政府與公眾關系的晴雨表。一國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高,說明這一國家的公民自認為可以改變本國政治決策的程度就越大,則反映出該國家的民主化程度較高，公民覺得自己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盡管這種影響力不一定在現實政治體系中實現；相反，當個體覺得自己與政府關系疏遠時，這種影響力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微弱。

（3）學習和傳導功能。學習功能主要是指他人在政治參與中獲得的體驗會在其他個體身上得到回應，成為激勵或阻礙其他個體參與政治過程的外在因素。傳導功能是指在政治參與中的體驗在政治參與或潛在政治參與者之間傳遞，成為鼓動其他人效仿并付諸實施的主要刺激元。政治效能感往往是從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活動的經驗中獲得，而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性的政治參與經驗，都會對公民參與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在公民對政治效能缺乏現實的判斷依據時。

??? 二、網絡問政效能感的考量向度

　　政治效能感的考察一般而言是要經過心理的對比，產生一種對比效果，然后通過個人概念、判斷、推理等過程衡量結果與個人預期之間的差距。但是在研究過程中，還要通過不同視角多方面觀察和理解，以利于充分認識和把握。

　　1心理學意義上的政治效能感

　　從規范的角度講，政治效能感反映社會成員應該能夠影響政府，而政府也應該具有回應性的功效。從實證的角度看，政治效能感是個體必須感覺到自己在政治自我認同上是有能力的，是感覺自己能夠影響政府，政府也能夠回應個體的感覺。從行為角度看，政治效能感是在政治活動中所形成的真正的影響。［4］從綜合層面來看，政治效能感是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整個政治過程能夠產生影響力的感覺或者信念。因此，與一個人的其他個人功效感相比，政治效能感是卷入政治的更好預測器。首先，政治效能感主要關注人們參與政治的行動與行動的結果之間的比例關系，而且每個人對結果的考量標準存在一定的差異。其次，政治參與的效能感建立在結果對比的基礎上，沒有對比就沒有效能感，也就沒有采取進一步措施的依據。再次，政治參與的效能感是刺激政治參與的心理考量和意念參照。

　　政治參與的效能感要多面考量：一是參與者個人感受。參與者的投入與政府的回應程度的心理感應關系，是政治效能感得以產生的主要依據。在參與活動一定的情況下，參與者得到政府回應越及時、解決問題越徹底，參與者的效能感受就越強；同樣，當得到政府回應越少，甚至沒有回應的情況下，政治參與效能感就會越弱，參與積極性就會降低。二是政府回應的速度。在同等社會條件下，政治參與獲得政府回應的速度越快，政治參與者的效能感受就會越強，人們參與的積極性就會越高。因此，政治參與的效能感考量需要有這樣幾個相關因素：一是政治參與主體的動機，二是政治參與獲得政府回應的次數或頻度，三是政治參與者投入精力與所獲結果之間的對比關系等等。

　　2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選擇

　　在經濟學層面，參與政治的民眾作為理性“經濟人”，經常會在投入與產出之間進行權衡，以“帕累托最優”為最佳感受，并作為采取進一步行動的參考。但是一般來說，參與主體主要關注那些投入成本始終小于產出效益的行為過程。當投入成本一定時，產出效益越高，政治效能感就會越高，否者效能感就會越低；當產出效益一定時，投入成本越少，其效能感就會越高。當然這里的投入主要指的政治參與的各種投入，包括人力、財力、物力；產出主要是指政府對公民網絡問政的回應速度、公民所得經濟收益以及社會的認可程度等。這種認可度、回應速度主要對是其他人的參與結果的參考，而自我參與所獲得的參與成功經歷同樣具有激勵作用。網絡政治參與者選擇網絡這一路徑，必然與其對自己以前或者是別人參與政治的投入與產出之間對比關系的心理衡量有關。如果他看到或聽說，其他社會成員通過網絡獲得政治回應，而且收益頗豐，就會使其周圍或者是與其有相似經歷或訴求的人也采取相似的參與方式或途徑。因此那些在未來采取行動，繼續通過網絡問政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或經驗上的激勵。

　　3系統科學意義上的量化對比

　　政治參與者與政治系統之間其實是一種輸入和輸出的關系，其間存在的互動關系是政治系統得以存在和運行的基礎性活動。輸入者與輸出者之間有一種互動關系：輸入者所考量的是系統處理輸入者所輸入信息的速度和強度。公民的訴求被輸入到系統之后，政治系統會做出回應，從而構成一個系統的流程。這樣的情況可以稱作是有效：對輸入者來說是政治效能感，對輸出者來說應該是組織績效。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政治系統只能實現一種動態的平衡，而經常存在的則是要么輸入比較多，要么輸出比較多，導致系統失衡。如果輸入的信息小于輸出的信息，也就是系統的反應過度，使輸入者獲得了超出自己預期的收益，會刺激了輸入者采取進一步行動，加大輸入量。最終，這種失衡狀態會因為輸入過度造成系統阻塞，不得不做出調整。當前，網絡問政條件下網民的政治訴求得到收益遠遠超過預期，引得網民競相模仿,造成網絡參與事件不斷增多，給政治系統帶來壓力和挑戰。這一方面要求政府出臺相關政策,規范網絡問政行為，另外還要規范和制約政府回應行為，做到依法、按照制度程序回應。

　　無論是從心理學角度還是從經濟學或系統科學角度考量，網絡問政效能感是鼓舞和激勵公眾參與政治的主要原因。當規范政治參與的制度和機制比較完善時，網絡問政會有序運轉，并利于政府管理；但是當制度化約束不健全的時候，就會導致政府在處理類似事件時不知所措，或者是忙亂。

??? 三、網絡問政效能感的考量特點

　　有了網絡關注，不但可以維護個人權利，可以得到超額經濟收益，另外可以獲得社會知名度，因此很多人選擇通過網絡來維護自身權益。這不僅造成很多人競相模仿，還帶來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井噴式爆發。從各種網絡問政事件中所呈現的邊際效應中，可以總結出其運行特征。

　　1直觀感受性。網絡問政的興起不是因為人們對網絡好奇，更不是因為網絡自身的隱匿性使人們敢于鋌而走險，而是因為其效能感的放大和發酵。網絡問政給普通百姓的觀感是：政府回應及時，事情圓滿、超值解決，人們競相模仿、學習。通過網絡問政與否的現實效果截然不同。例如，目前浙江比較引人注目的“被強奸犯張高平叔侄”案，就是因為之前沒有網絡的關注，沉冤十年才得以水落石出。而2009年發生在云南的躲貓貓事件，經網絡輿論的不斷滌蕩，最終高層領導對該事件做出批示，進一步調查的結論直接顛覆了警方的最初認定。廣大網民認為，只要在網絡上得到關注，就會得到基本滿意的解決。這種直觀的效果激發了人們的參與熱情，尤其是在比較重大的、事關官民沖突的網絡問政案件當中。

　　2共鳴彌散性。網絡問政效能感具有傳播功能，能夠在具有網絡問政沖動的群體中引起共鳴，形成共振。例如，中國境內的釘子戶問題。2007年2月底3月初，重慶市九龍坡區出現了中國第一個“釘子戶”，該事件經過熱炒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全國網民眾目睽睽之下，最終以開發商讓步，釘子戶得到了拆遷紅線內同樣大小的臨街門面與二層，獲得了７２萬元的賠償，拿到新的臨街營業房。釘子戶得到了其他搬遷戶難以拿到的補償，網絡問政的回報豐厚。在此事件的鼓舞下，此后相出現了比較著名的“南寧最牛釘子戶”等。這些事件從地域來看分布在大江南北，但是從時間順序上卻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可以說是一種事件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具有彌散性的特點。

　　3同質仿效性。網絡問政效能感的同質仿效性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問政方式的模仿和復制。網絡問政的方式和行為雖然不會雷同，但是卻在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可能有相似的方式、相似的發展路徑而且得出基本相似的結果。二是網絡問政人群的特定性，呈現出人群固化的同質特性。一般而言，網絡問政存在兩個群體：第一是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抗爭，最終得到網絡響應而促成政府回應的問政者。第二是網絡問政者是一些無直接利益關系者，他們參與的目的不在于獲得某種利益，而是借助網絡平臺發泄私憤，并美其名曰草根民主。這種行為包括三種情形：一是將民主作為反政府的包裝，其實他們對民主一無所知，甚至他們實際行為就是反民主，但為了反政府于是搬出民主作為武器。二是紅眼病，他們看到社會貧富差距分配不公，于是情緒上渴望民主帶來顛覆與翻身的希望。三是背后有勢力團體策劃、支持、指揮，此勢力團體不排除來自境外。縱觀從事網絡問政者，他們都不外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參與其中，并釋放某種情緒性能量，造成某種社會效應。

　　4最低理智性。群體的情緒比較易怒，缺乏理智。即使是存在其中的精英分子也無能為力，甚至會同流合污。網絡問政者其實也是一群生存在網絡空間的“烏合之眾”，［5］他們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扮演著關鍵的多數，成為網絡事件受人關注的核心支撐力量。他們盲從，漫無目標，卻不知疲倦地關注事件進展，進而通過評論達到娛樂的目的，而且將自己的行為定義為英雄行為，盡管讓旁觀者看來，他們是在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他們卻認為自己是在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因此無論是表象還是實質，網絡問政群體具有低理智性，存在著盲從、模仿等行為，而對其他類似事件的模仿和盲從，其實就是網絡問政群體低理智性的主要特點。

??? 四、網絡問政效能感研究的現實價值

　　理論探索不僅要盡量發現其本質，為解決問題提供盡可能準確的信息，而且要制定切合實際的應對之策，以利于問題的解決和行為的規范。

　　1把握規律，化被動為主動。把握網絡問政爆發根源以及其運動規律，從被動應付的怪圈中走出來提供努力方向，是政治效能感研究的首要價值。縱觀網絡問政的發展歷程，我們認為，政府對網絡群體事件的應對及時、快捷、有效，而對待群眾來信、來訪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久拖不決。讓公眾認為，網絡問政具有投入少、見效快，政府反應快捷，經濟補償及時、量大，超出合理預期等優勢。公眾競相模仿，成為網絡問政不斷擴大的推動力量。政府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立場上，在網絡公眾的壓力下，無論要求是否合理，多以花錢換取平安、和諧，而不管程序是否合法。因此，面對網絡群體事件，政府要有自主地根據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通過客觀、公正的公信力以及高效的執行力引導網民有序問政，為政府依法行政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2建立互動機制，避免彌散性螺旋上升。隨著各級政府面對網絡突發事件的增多，政府應對網絡突發事件的能力也會逐步上升，甚至會有質的提高。但是如果依然采取經濟補償而不是依據法律制度來平息民憤，那么網絡問政事件必然會越演越大。等事件平息之后，類似的事件還會不斷出現，從而成為同樣事件的不斷反復和演繹。公眾通過網絡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無可厚非，但是維護利益要依法進行，而不能通過非法渠道維護合法利益。這就需要建立起一種官民互動機制和制度化渠道，使網民問政有規可循、有法可依，避免不當的經濟補償。政府還應該把精力投入到為公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上。公眾利益訴求得到政府積極、依法回應，公眾就會逐漸回歸理性，其彌散性特征以及由此導致的螺旋上升可能性也會減少。

　　3把準脈搏，減少同質性效仿。發現問題不是目的，關鍵是要解決問題。網民刻意參與政治生活，主要是一種錯誤的利益導向鼓舞或刺激了參政積極性，因此對網絡問政進行規制，首先要規制政府治理行為，其次才要規范網民的問政行為。通過規范政府和網民的行為，達到整體規范的良好效果，減少同質性模仿。現在我們積極發現網絡問政不斷爆發的根源，主要是為今后政府開展相關工作提供支點。政府在工作中主動自我規范，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將為規范網絡問政的公眾行為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也會改變人們對不良政治效能感的認知習慣，在社會上形成公正、守法的良好風氣。

　　4整體規范，提升治理層次與水平。網絡群體的最低理智性是由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等綜合作用決定的，因此要實現對網絡問政效能的有效治理，就必須通過深挖各種政治、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實現智力層次與水平的升級。目前的客觀事實是：一方面是政府通過花錢買穩定；另一方面則是民眾在政治參與效能感的激勵下不斷擴大政治參與范圍和渠道。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是客觀的物質條件，但是經濟發展并沒有惠及社會每個角落，使一部分人有強烈的社會挫折感，因為他們認為被社會或政府服務所遺忘。雖然社會流動機會影響社會穩定，但是目前不是主要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所產生的挫折感、政治參與所產生的政治效能感則成為政治參與特別是網絡政治參與的主要誘因。而網絡問政行為不是社會動員條件下的政治行為，而是因為政府拿不出足夠的、相應的制度性應對措施，特別是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的“花錢買穩定”模式，給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其結果是：［（政治效能感＋社會挫折感）×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該方程式所體現的是當前社會的現實情況，其中，政治效能感和社會挫折感刺激了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政治參與事件處置的制度化機制越不健全，政府工作就會越被動，政治穩定就越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證。政治效能感、社會挫折感也與政治不穩定成正比，如果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政治不穩定的幾率會更高。

　　因此，在治理網絡問政的過程中，要雙管齊下，整體治理，而不能偏廢。一方面加強政府工作制度化的程度，促進政府規范化運作，依法行政，為社會樹立正氣；另一方面，加快發展經濟，制定一些能夠促進經濟公平分配的政策措施，減輕或降低社會挫折感。這樣不僅可以規范政府行為，也可以通過政府的規范行為，影響公民參與政治的行為方式。既降低負面的政治效能感的蝴蝶效應，也可以降低社會挫折感給社會穩定造成的威脅，防止由于社會挫折感、無能感帶來的非理性政治表達。上述方程式將轉變成為：政治效能感÷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這樣，積極的政治效能感所對應的是理性的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本身也可以降低政治參與的烈度和廣度，政治不穩定的可能性就會降低，網民問政的層次和水平就會不斷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