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風波與古田會議

朱、毛紅軍自出擊贛南以來，隨著斗爭的深入，紅四軍黨內的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分歧，愈來愈明朗化，紅軍中黨的建設面臨著嚴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下旬，為了總結四軍下山后半年多來的斗爭經驗，解決黨和紅軍的建設問題，四軍前委在閩西龍巖倫明堂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這次黨代會由于受中央“二月來信”的影響，加上紅軍處于初創時期，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很不一致，而前委領導機關又未能取得統一，因而出現了一些爭論。

七大前爭論的主要問題是：

(1)關于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井岡山時期，曾在紅軍中設置了黨代表，把支部建在連上，確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但是，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有些帶有舊軍隊意識和習慣勢力的干部感到約束，表示不滿，認為“黨代表的權力太大”， “前委包辦代替了軍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軍事領導政治”的主張和“司令部對外”的口號。

(2)關于民主集中制問題。有的同志認為黨代表是“家長制”，民主了半天，最后還是黨代表說了算。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事無大小都要交下級討論，然后上級再作決議，否則就是不民主。

(3)關于反對軍閥主義殘余問題。有人認為“不打不罵是帶不好軍隊的”，“城隍廟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塵”，主張“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提出取消“士兵委員會”。

(4)關于建立根據地問題。一些持單純軍事觀點的同志忽視了紅軍戰爭的根本任務，不愿意做艱苦的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而熱衷于“走州過府”“招兵買馬”“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流寇行為。

這場爭論的焦點，后來集中在要不要建立軍委的問題上。爭論的實質是如何正確處置集權與民主的關系問題。

井岡山時期是有軍委的，毛澤東、陳毅、朱德都任過軍委書記。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下山以后，為了應付險惡的局面，減少層次，在尋烏項山的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曾一度取消了軍委，統由前委指揮。七大前夕，在圍繞著要不要再設軍委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在5月底的永定“湖雷會議”上開始爭論，在軍委設置問題、集權還是分權的問題上，朱、毛之問意見不一，劉安恭、林彪等爭論激烈。6月8日，紅四軍在攻克上杭白砂后舉行前委擴大會議，再次討論是否設軍委的問題。時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竭力主張設軍委，指責“黨管得太多”，“權太集中前委了”，毛澤東是“家長制” “書記專政” “自創原則” “不服從中央”等。時任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在會前幾小時給毛澤東送去一封信，指責朱德存有“封建關系” “軍閥作風” “政客手段”等。 “白砂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四點書面意見，主張集權，反對“分權”，維護前委對紅軍的直接領導。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能在領導層達成共識。會上兩種意見愈爭愈烈。毛澤東覺得“不生不死”，憤而提出辭去前委書記。會議最后以36票對5票的絕對多數表決通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同意毛辭去前委書記，指定陳毅擔任臨時前委書記。當晚深夜，林彪又托前委秘書江華轉給毛澤東一信，表示不贊成毛澤東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

6月14日，毛澤東根據前委決定，以給林彪復信的方式，寫了一篇長文，就全軍黨內爭論的問題，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毛澤東在信中將紅四軍黨內的爭論歸納為14個問題，批評了黨內的錯誤思想，分析了黨內爭論發生的原因，解釋了“堅辭前委書記”的理由等。毛澤東認為：紅四軍黨內的爭論，不是個人和一時的問題，而是“歷史的結穴”，是“錯誤的思想路線的最后掙扎”，是‘“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話說得比較重，但總的導向是正確的。這封信所表達的思想，是后來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基礎。

6月15日，朱德根據前委意見，也以給林彪復信的方式，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與毛澤東不同的三點意見，主要是強調黨要通過蘇維埃政府運作辦事，要實行黨內民主、反對家長制，不同意對他“分權”的指責。

在雙方爭執不下，朱、毛意見不一的情況下，在紅四軍三打龍巖后，前委于6月22日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試圖以會議形式解決問題。

七大由臨時前委書記陳毅主持召開。他從黨的事業出發，以團結為重，進行了必要的調解工作。他風趣地說： “你們朱毛二人，一個晉國，一個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在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我是晉楚之間，兩大國之間，我站在哪一邊，跟誰走？我就是擔心紅軍分裂，我還是希望你們兩方面團結。”

七大只開了一天。爭論的結果，決議不設軍委，加強前委的工作。會議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黨內爭論問題及分兵間題》。

大會在最后選舉紅四軍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前委成員除中央指定的朱、毛不動外，“大會選舉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同四軍直屬隊、一二三四縱隊各選士兵同志合計13人組織前委會，決定以陳毅為書記。這個決定即呈報中央批準，在未批準前即可負責開始工作”。

“七大”在中共黨史上產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影響。

“七大”以后，毛澤東離開前委領導崗位，到閩西蛟洋蘇家坡一面養病，一面指導閩西特委工作。陳毅去上海參加軍事會議，并向中央匯報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紅四軍出擊閩中、東江之中，-由代理前委書記朱德主持，在上杭縣太忠廟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八大。八大開了三天，沒有取得積極成果。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促進了一部分人的覺醒。會后，紅軍中許多同志（如彭佑、郭化若等）紛紛寫信要求毛澤東回到前委領導工作，朱德亦表贊同。但因無中共中央指示和前委會議決定，故毛澤東未能回四軍復職。

陳毅在上海期間，實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匯報了紅四軍兩年來的革命斗爭以及七大不同意見的爭論情況，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軍委、組織工作的周恩采等同志，認真地聽取和研究了陳毅的報告，表示支持毛澤東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中央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三人小組，全權處理朱、毛問題，并以中央的名義，于9月28日寫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交陳毅帶回，以此來統一紅四軍前委的指導思想。

中央“九月來信”中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一個決定是：“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

陳毅歸來，在上杭官莊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擁護。于是，朱、陳致信在上杭蛟洋養病的毛澤東，請他立即回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欣然于1 1月26日到達汀州，就任紅四軍前委書記。

12月28日，毛澤東在古田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

由于有中央“九月來信”的指導、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以及朱德、陳毅等的協同努力，紅四軍黨的九大開得很順利、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預期效果。大會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的一部分即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決議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在決議中批評了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雇傭思想、軍閥殘余思想、小團伙主義、個人主義、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了“進行正確路線教育”的措施和方法，使黨和紅軍內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

古田會議的亮點是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親筆起草的關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理，結合根據地的實際，論述了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如何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根本問題，分析了黨和軍隊中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根源及其糾正方法，從實踐上解決了井岡山斗爭時期來不及解決的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建黨”的問題，從而初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具有中國特色的建黨理論。

同時也充分表明，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業已基本形成。正如鄧小平所言：“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家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可以了解。”從此，紅四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