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懲戒“老賴”是法治社會應有之義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對失信被執行人規定了11類37項聯合懲戒措施，包含具體措施多達100余項。包括從事特定行業或項目限制、政府支持或補貼限制、任職資格限制、準入資格限制、榮譽和授信限制、特殊市場交易限制、限制高消費及有關消費、出境限制、加強日常監管檢查、加大刑事懲戒力度等。

近年來，由于部分人誠信意識缺失，執行難局勢愈發凸顯。而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實際有效執行，無形中助長了違法亂紀的不良社會風氣，司法裁判的權威和司法公信力遭受貶損。解決執行難，打擊“老賴”行為，既是中央推進社會誠信建設和法治建設的具體要求，又是最高法院的莊嚴承諾。相比于之前由法院單兵作戰應對“老賴”的局面，此次中辦、國辦聯合發文的力度更強，效力更廣，更能發揮威懾作用，讓“老賴”處于全面圍剿之勢。

與傳統的熟人社會不同，現代社會人們的流動性更強，流動成本更低，道德壓力對違法者的作用逐步淡化。一旦老賴脫離違規地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其基本上感受不到來自熟人社會的道德壓力。這一局面下，法院執行工作中面臨的被執行人難找、執行財產難尋、協助執行人難求、被執行財產難動的困境更加突出。如果不及時采取聯動懲戒和信用懲戒機制，無異于讓失信老賴長久逍遙法外。如某人被法院判定為失信老賴后，其可能遠離此地，外出或跨行業另謀出路，讓法院找不到人和財產。傳統執行措施等于牛欄關貓，拿精于心計，善于投機的老賴沒有辦法，導致生效裁判遲遲得不到執行，法律尊嚴日益受損。

這顯然與依法治國背道而馳，并無利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知道，法律的權威和作用通過裁判得以實現，任何一份生效裁判都是對法律進行嚴格適用的結果，對生效裁判的執行就是對法律的遵守和執行。無視生效裁判克以的義務就是對法律的蔑視，惡意規避執行是最大的不誠信。任何一家法院的生效裁判都對當事人具有絕對的拘束力，無論被執行人身在何處，從事任何職業，如何變換工作，都應及時執行。遺憾的是，由于執行措施落伍，尤其是信用信息受地域限制和部門限制，難以波及老賴可能從事的所有行業及所參與的活動，讓老賴有了可乘之機。

由此，對老賴進行制裁信用懲戒，僅靠法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多部門、多行業、多手段、全領域、全方位聯合行動。如果嚴格執行兩辦的文件，等于逐漸補足了短板和漏洞，打擊、懲戒老賴的天羅地網越織越密。這樣的話，老賴就會面臨不能入黨，不能錄用為公務員，不能從事特定行業，不能擔任特定職務，不能享受高消費等各種限制，并長久地背負信用污點。特別是，隨著網絡執行查控系統的逐漸完善，公安、金融、證券、房產等部門與查控網絡的有效對接，會讓老賴處于“裸奔”狀態，財產狀況、個人信息等完全暴露在執行措施之下，進而倒逼其主動履行義務。

簡而言之，法治社會也是信用社會，信用體系應像無形之手無處不在地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守護社會的正常運轉。全方位、全領域地對挑戰社會底線和法律底線的老賴進行信用懲戒，對其處處設限，讓其寸步難行，不能過上體面人的生活。進而打造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讓誠實守信，敬畏法律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為，并積極推動法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