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聆聽抗日戰場之外的不輟弦歌

新華網北京９月２日電（記者 任沁沁 白旭）９１歲的齊邦媛，一生顛沛流離，卻銘記著一個瞬間。

１９４５年初，戰事依然緊迫，內遷至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隨時可能撤離。朱光潛先生繼續講他的詩篇，只字不提可能降臨的炮火。

然而，當讀到華茲華斯《瑪格麗特的悲苦》最后兩句詩時，他突然流下眼淚，取下眼鏡，把書闔上，快步走出教室。

這篇詩稿寫的是一個女人七年沒有兒子音訊。最后兩句翻譯成中文是：“如果有人為我嘆息，他是憐憫我，而不是我的悲苦。”

“即使是最絕望的詩中也似有強韌的生命力……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當時師從朱光潛的齊邦媛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

２００９年，年過八旬的齊邦媛出版了３０余萬字的《巨流河》，以一生之苦難經歷，映照了中華民族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歷史。

日本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據統計，中國軍民傷亡達３５００萬以上（其中平民傷亡３０００萬人以上），以１９３７年７月美元折值計算，直接財產損失１０００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５０００億美元。

除此之外更有文化大劫難，眾多圖書典籍、重要文物、古建筑，尤其是各級學校慘遭轟炸令人發指。

艱苦卓絕的抗日戰場之外，一曲動人心魄的靈魂守護之歌卻從未停止吟唱。

遷徙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本軍機轟炸天津、南京時，南開大學、中央大學等非軍事目標也未能幸免。

烽火連天的中華大地，中國的大學頑強抗爭，艱難成長，一批學人在顛沛流離中堅持“笳吹弦誦”。

“遷徙”——政府、工廠、企業、學校、文物，大規模內遷，前往西南，保存和發展了抗戰力量。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這是《西南聯合大學校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陸續南遷，第一年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第二年轉赴蒙自、昆明。

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旅行團，３５００里長途跋涉，歷時６８天，徒步穿越中國最艱苦的地區，至西南邊陲的云南昆明，次年聯合組建西南聯合大學。此后八年間，他們在泥墻教室點亮知識的長明之燈。

隨著日寇入侵深入華北、華東，為了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后建國大業儲備人才，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華北的中國大學紛紛內遷。

年輕人三五成群，穿越封鎖線；有的教授忍痛拋妻別子，隨大學西遷。

中央大學瀕臨長江，內遷重慶最為順暢，也最為便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時任校長羅家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別。校長走后，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實驗家畜，決定把它們搬遷到大后方去。

歷經千辛萬苦，一年后的１１月中旬，這些職工趕著牛、豬，終于到達了重慶。羅家倫１９４１年“于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于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了，仿佛如亂后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

至１９４１年初，戰前１０８所大專院校，有７７所遷徙。綿延中華民族精神命脈的重責，由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抗戰時期中國大學所擔當，成為非常時期穩定人心的力量。

二戰期間，很多國家很快就被占領了，大學因而無處可遷；而像英國，因為隔著海，沒被占領，只是被轟炸了，大學只需略為疏散，沒必要整體搬遷。蘇聯的衛國戰爭相對于中國抗日戰爭時間要短，莫斯科大學在外流浪的時間是一年半，而北大、清華等在外流浪時間是９年。

數學家陳省身晚年接受采訪，談及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抗戰的決心”，“精神上，覺得中國可以站起來”。正是這種民族自信，支撐著西南聯大以及無數內遷大學的師生。

重生

大學內遷，不是簡單的逃難，而是在戰火中堅持教學與科研。憂患之中，為中國戰后重建與發展儲備了大量人才。

在戰火紛飛、物資極端短缺的嚴酷環境中，遷徙中的大學非但維持著正常的教學秩序，甚至還得到了擴張。戰爭結束時，中國大學由１０８所增加到１４１所，學生從４萬多增加到８萬多。

在烽火年代，對待學習，戰時如平時。以浙江大學為例，浙大三遷廣西宜山，新建草棚作臨時教室，師生于此安心教學１４個月，直到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遭遇敵機轟炸。如此緊張的局面，大學也就停課三天，還專門記錄在案，可見校方對于學業的重視。據校方介紹（１９４１年），抗戰以來，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義，每學期實際上課周數平均在１８周左右，如果加上繳費注冊選課等時日，近２０周。這等于說，浙大在遷徙過程中不曾停課。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常務副會長、９３歲的胡邦定，１９４２年考上聯大歷史系。他是在重慶參加考試的，由于時局危險，“一個小時內如果有警報重新考，一個小時后轟炸的話考試有效”。

胡邦定回顧了當年師生們“苦中作樂”的經歷：１９４２年１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孔祥熙家人回重慶，帶狗乘船，而當時一些國寶級人物都沒有位置上船。《大公報》發文討孔運動。教授中國通史的吳晗如是評之：“南明有蟋蟀相公（玩蟋蟀的宰相馬士英），今有養狗院長。”胡邦定說：“吳教授引經據典講歷史，令人印象深刻。”

金岳霖不講教科書，讓自己看，上課提問，如果不準備會被問得很狼狽。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教學沒有教案，只有一根粉筆，一個紙條都沒有，講究“歷史要活學活用”。

陳岱孫有兩塊手表。當時學生吃不飽，總盼著下課趕快去吃飯。陳先生說：“我有兩個手表，不會晚下課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的時候警報多，早上八點到十點，晚上四點到六點上課，其他時間躲警報。

弦歌在，證明信念還在，這也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關鍵。西南聯大集中了北大、清華、南開的教授，穩定下來后，師生排除干擾，全力以赴教學、讀書。

“愛國主義情懷推動，同仇敵愾多難興邦。”胡邦定說，大半個中國被日本人占領，成為激勵師生好好教書、讀書的動力；難能可貴的是，聯大鼓勵新思想，“學術無創造是死的”。

老師們把所有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養上，教學態度的認真超乎想象。這些學生戰后或直接走上工作崗位，或到國外進修。西南聯大一共出了１９０多個院士、４個外籍院士。他們的成績，證明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教學質量是可以信賴的。

戰后西南聯大碩士畢業生楊振寧和本科生李政道被政府送到美國進修，分別榮獲諾貝爾獎。楊振寧多次提及，他到美國后發現，西南聯大的教學水平比美國好大學一點都不差。戰爭沒有停止中國大學前進的步伐，這里說的，不僅是學生數量，也包括學術質量。

紀念

在紀念抗戰勝利７０周年之際，著名學者陳平原出版書籍《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呈現了這段歷史。重新回味了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學人展現的堅韌不拔的精神氣質。

談及西南聯大對于抗日戰爭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陳平原指出。

“硝煙彌漫中，眾多大學師生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西南聯大以及眾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國大學，無論如何顛沛流離，堅持笳吹弦誦，這本身也是抗戰必勝信念的鮮明體現。”他說。

連天炮火中，隱約仍見讀書聲。知識分子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將自家學術成果與民族復興重任密切聯系，共同書寫了大師輩出的時代傳奇。陳平原評價“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意味著信仰、勇氣與力量，說明這個國家沒有屈服，還在頑強戰斗，且對未來充滿信心”。

當下的一批中國大學，爭相奔向“世界一流”。“就精神境界而言，我們仍然要向抗戰那一代學習。正因此，有必要回眸那一段歷史。”陳平原說。

在一次專題演講中，陳平原提及：“聯大有什么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

９月３日，天安門廣場將見證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７０周年大會的重要歷史節點。

“回望、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陳平原認為，中華民族頑強抗爭、艱難成長的歷史，蘊含著讓后人肅然起敬的精神力量，對未來有著重要啟示，包括堅信正確信念，以及塑造民族靈魂。（參與采寫記者：張芽芽、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