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聆聽抗日戰場之外的不輟弦歌

重生

大學內遷，不是簡單的逃難，而是在戰火中堅持教學與科研。憂患之中，為中國戰后重建與發展儲備了大量人才。

在戰火紛飛、物資極端短缺的嚴酷環境中，遷徙中的大學非但維持著正常的教學秩序，甚至還得到了擴張。戰爭結束時，中國大學由１０８所增加到１４１所，學生從４萬多增加到８萬多。

在烽火年代，對待學習，戰時如平時。以浙江大學為例，浙大三遷廣西宜山，新建草棚作臨時教室，師生于此安心教學１４個月，直到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遭遇敵機轟炸。如此緊張的局面，大學也就停課三天，還專門記錄在案，可見校方對于學業的重視。據校方介紹（１９４１年），抗戰以來，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義，每學期實際上課周數平均在１８周左右，如果加上繳費注冊選課等時日，近２０周。這等于說，浙大在遷徙過程中不曾停課。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常務副會長、９３歲的胡邦定，１９４２年考上聯大歷史系。他是在重慶參加考試的，由于時局危險，“一個小時內如果有警報重新考，一個小時后轟炸的話考試有效”。

胡邦定回顧了當年師生們“苦中作樂”的經歷：１９４２年１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孔祥熙家人回重慶，帶狗乘船，而當時一些國寶級人物都沒有位置上船。《大公報》發文討孔運動。教授中國通史的吳晗如是評之：“南明有蟋蟀相公（玩蟋蟀的宰相馬士英），今有養狗院長。”胡邦定說：“吳教授引經據典講歷史，令人印象深刻。”

金岳霖不講教科書，讓自己看，上課提問，如果不準備會被問得很狼狽。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教學沒有教案，只有一根粉筆，一個紙條都沒有，講究“歷史要活學活用”。

陳岱孫有兩塊手表。當時學生吃不飽，總盼著下課趕快去吃飯。陳先生說：“我有兩個手表，不會晚下課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的時候警報多，早上八點到十點，晚上四點到六點上課，其他時間躲警報。

弦歌在，證明信念還在，這也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關鍵。西南聯大集中了北大、清華、南開的教授，穩定下來后，師生排除干擾，全力以赴教學、讀書。

“愛國主義情懷推動，同仇敵愾多難興邦。”胡邦定說，大半個中國被日本人占領，成為激勵師生好好教書、讀書的動力；難能可貴的是，聯大鼓勵新思想，“學術無創造是死的”。

老師們把所有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養上，教學態度的認真超乎想象。這些學生戰后或直接走上工作崗位，或到國外進修。西南聯大一共出了１９０多個院士、４個外籍院士。他們的成績，證明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教學質量是可以信賴的。

戰后西南聯大碩士畢業生楊振寧和本科生李政道被政府送到美國進修，分別榮獲諾貝爾獎。楊振寧多次提及，他到美國后發現，西南聯大的教學水平比美國好大學一點都不差。戰爭沒有停止中國大學前進的步伐，這里說的，不僅是學生數量，也包括學術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