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聆聽抗日戰場之外的不輟弦歌

遷徙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本軍機轟炸天津、南京時，南開大學、中央大學等非軍事目標也未能幸免。

烽火連天的中華大地，中國的大學頑強抗爭，艱難成長，一批學人在顛沛流離中堅持“笳吹弦誦”。

“遷徙”——政府、工廠、企業、學校、文物，大規模內遷，前往西南，保存和發展了抗戰力量。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這是《西南聯合大學校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陸續南遷，第一年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第二年轉赴蒙自、昆明。

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旅行團，３５００里長途跋涉，歷時６８天，徒步穿越中國最艱苦的地區，至西南邊陲的云南昆明，次年聯合組建西南聯合大學。此后八年間，他們在泥墻教室點亮知識的長明之燈。

隨著日寇入侵深入華北、華東，為了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后建國大業儲備人才，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華北的中國大學紛紛內遷。

年輕人三五成群，穿越封鎖線；有的教授忍痛拋妻別子，隨大學西遷。

中央大學瀕臨長江，內遷重慶最為順暢，也最為便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時任校長羅家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別。校長走后，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實驗家畜，決定把它們搬遷到大后方去。

歷經千辛萬苦，一年后的１１月中旬，這些職工趕著牛、豬，終于到達了重慶。羅家倫１９４１年“于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于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了，仿佛如亂后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

至１９４１年初，戰前１０８所大專院校，有７７所遷徙。綿延中華民族精神命脈的重責，由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抗戰時期中國大學所擔當，成為非常時期穩定人心的力量。

二戰期間，很多國家很快就被占領了，大學因而無處可遷；而像英國，因為隔著海，沒被占領，只是被轟炸了，大學只需略為疏散，沒必要整體搬遷。蘇聯的衛國戰爭相對于中國抗日戰爭時間要短，莫斯科大學在外流浪的時間是一年半，而北大、清華等在外流浪時間是９年。

數學家陳省身晚年接受采訪，談及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抗戰的決心”，“精神上，覺得中國可以站起來”。正是這種民族自信，支撐著西南聯大以及無數內遷大學的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