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泉寺刺血經書藏抗戰秘史　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

圓瑛法師曾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并下南洋籌募善款

日后，日本侵略中國，期間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幾近中斷，涌泉寺住持圓瑛法師在蘇滬積極組織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

本性法師告訴記者，早在民國廿六年（1937年），圓瑛法師就組織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等待戰時之用，經訓練月余，“八·一三淞滬會戰”發生。

僧侶救護隊就用卡車，運載災區難民和傷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醫院，一時間得到各界人士的贊賞，直到上海淪陷之后，僧侶救護隊隨軍由滬沿途至南京，達漢口，繼續從事救護，但當時戰時紛亂，各處收容所經費甚緊，十月間，圓瑛法師親自前往南洋馬來亞半島，募集醫藥費，以資接濟。隨后圓瑛法師與徒弟明旸法師一起前往新加坡等地籌募善款，組織第二第三僧侶救護隊，皆得償所愿。

但在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旸法師，但他們始終毫無畏懼，經多方營救，才最終脫險。因為忙于抗戰，圓瑛法師甚至無暇打理涌泉寺。東南快報記者在福建省檔案館內，查詢到一份于1946年5月份呈交，名為《鼓山涌泉寺寺產被敵搶掠請求救濟》的資料檔案，當時的鼓山涌泉寺住持虛云法師向國民政府申請救濟，內文寫道，涌泉寺因日寇兩度入侵福州而鼓山首當其沖，“僧等本國民之責即前住持圓瑛和尚奔走南洋群島募集巨款，創辦僧侶救護團并設難民收容所于戰地之后方收容戰區難胞，故對本山僧眾生活以及物資生產不能兼顧”。

虛云法師述及，青年僧侶只得以勞力開墾耕作，來維持生活，淪陷期間也參加省會有志青年支持抗戰，但因敵人劫掠生產物資及財物，致使眾僧處于極其困難的境地，即便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胡善美回憶當初在寺廟內與眾僧一同生活時的情景，也覺得寺內艱苦，僧侶很清貧，自己飯也不敢多吃。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涌泉寺時常有一些日本游客前來參觀，照看藏經殿的智和法師對此仍然小有警惕，通往鼓山的道路也比以前更為通達。這個掩映在青山綠水之中的古廟，在民族危難之時，不惜介入到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即便寺廟曾被敵兩次劫掠，“更以威脅行動之自由”，但僧侶們依然堅持民族大義，正如虛云法師對威脅所做出的回應，“僧本佛陀無畏之精神終不屈服，艱苦響義以期國家與宗教共存亡，矢志不敢稍逾移”。

圓瑛法師年譜

圓瑛（1878－1953年）法號宏悟，別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縣人。18歲在福州涌泉寺禮增西上人出家。先后師從各禪宗名師，廣獵大小乘諸經論，對《楞嚴經》造詣尤深。1934年，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后，就常住講堂講經說法，著書立說。1942年在圓明講堂舉辦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等，刊印圓瑛法師所著《楞嚴經講義》等20余種經書，并設蓮池念佛會，培植僧才。

圓瑛法師也是位愛國的高僧。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并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員工作。“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戰場，救護傷員。還把圓明講堂開辟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圓瑛法師兩次攜徒明旸法師到新加坡等地，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旸法師，經20多次審訊和恫嚇，法師都鎮靜自若，閉目打坐，表現出中國佛教徒的民族氣節。1949年，圓瑛法師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勸他飛往南洋，在那里為他重建比上海圓明講堂大十倍的講堂，圓瑛法師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 根據明旸法師主編的《圓瑛法師年譜》等相關著作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