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泉寺刺血經書藏抗戰秘史　僧侶救護隊支援抗戰

　　圓瑛法師（資料圖）

　　涌泉寺珍貴經文清代龍藏

　　儲藏皇帝欽頒的經文的櫥柜

鐵箱內藏有血經，系高僧用鮮血配金粉寫就

福州開元寺方丈、圓瑛法師的徒孫本性法師告訴東南快報記者，當時由圓瑛法師親自護送的20箱經文，其中就包括元代的《延祐藏》。據了解，至民國期間，《延祐藏》全國只有鼓山涌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有保存。

除此之外，還有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兩代刺血寫的佛經以及國內罕見的珍貴版本。涌泉寺始建于783年，1407年改稱涌泉寺。其中不乏康熙和乾隆皇帝欽賜入寺供奉的經書，甚至還有來自印度和緬甸的貝葉經，以及9部657冊刺血寫的經書。

在涌泉寺藏經殿的大廳內，玻璃櫥窗里擺著上述部分珍貴經文的副本，也有清代高僧的血經，文字清晰可見，顏色鮮紅。

在涌泉寺藏經閣內看殿的智和法師告訴記者，用血寫成的經書，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及大量的鮮血，“供血的高僧，要長期不吃鹽，血液就不會凝固”，胡善美說，“鮮血配以金粉，色澤金紅，為防止蟲蛀，還得加以適量的明礬”。

經書走水路到尤溪再轉運，雇百名挑夫秘藏三峰寺

這些珍貴經書如何走水路順利運抵尤溪的三峰寺，這些經歷，涌泉寺幾乎沒有多少相關記載。

三明尤溪縣政協文史學習和民族宗教委員會的張玉紅主任也有此類困惑，而據張玉紅查找尤溪文史資料得知，在一篇由時任尤溪縣長的童慶鳴口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整理的《鼓山涌泉寺<大乘經>版運抵尤溪三峰寺的經過》的文章中，部分疑問似乎得到了解答。

童慶鳴回憶，日寇進逼東南各省，“為保護鼓山涌泉寺儲藏的國內外稀世之寶《大乘經》版，防止落入日軍之手”，省府密電尤溪縣政府，要將其運抵尤溪保藏，他立即委托熱衷于教育事業的詹宣猷辦理此事，由詹宣猷準備秘藏地點和搬運事宜。

1939年7月，圓瑛法師親自護送的二十箱經書用輪船秘密運到尤溪口，然后再由木船運載到尤溪縣城，之后又動用了百來人秘密挑往位于紀洪鄉的三峰寺（現在位于管前鄉，“文革”中被毀）。

對于為何選擇在這座寺廟，張玉紅說，文中只有寥寥數語帶過，“該寺建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清康熙22年重修，乾隆八年僧端本增茸，高筑在群山之巔，風景幽美，氣候涼爽，有眾僧住寺”，而這些經書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后才重新運回涌泉寺，“但據1957年清點，原有762卷的《延祐藏》僅存600多卷，損失的大多是補抄的50卷”，本性法師說。

福州淪陷時，日本軍官曾到涌泉寺詢問佛經去向

這提前的轉移，事后被證明完全正確。胡善美告訴東南快報記者，福州淪陷期間，曾有日本軍官帶著兩個衛兵闖入涌泉寺，自稱是研究佛經的“學者”，談吐謙謙有禮，并要求參觀寺藏佛經，守寺和尚無奈之下打開藏經殿，這名日本軍官翻了兩個多小時后并不滿意，又追問寺僧，是否有其他佛經藏在別的地方，寺僧并未透露出轉移經文的去向，只是答，“沒有了，都在這里”。

事實上，日本人與涌泉寺佛經的淵源遠不止于此，日后是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副社長的胡善美曾對與涌泉寺相關的書籍資料有過收集，并經過一番考究，1929年(日本昭和四年)春，日本常盤大定博士攜人到中國進行“南中國佛教史跡調查”，至鼓山涌泉寺查看后，“至少有四五十部佛教經典著作他們沒有”，后稱涌泉寺為“中國的第一法窟”。

胡善美曾在文章里提到，在時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楊樹莊的幫助下，常盤大定全面核對了涌泉寺和長慶寺藏經的目錄，還把日本所沒有的有關佛典，逐冊逐頁拍照帶回日本，影印流通。并且寫了《支那佛教史跡紀念集評解》一書，在東京印行。

而與弘一法師私交甚好的日本人內山完造，也曾在回憶文章里寫道，被弘一法師認為藏在涌泉寺“或為吾國現存之最古之經版”的康熙時版的《華嚴經疏論纂要》，由蘇慧純居士印了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給日本方面，“將來出書以后，也送到尊處（內山完造）。”據文獻顯示，《華嚴經疏論纂要》，就是清初鼓山涌泉寺住持道霈(1614-1702年)禪師所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這是其耗費十年光陰在唐朝佛教名著《華嚴疏鈔》、《華嚴經論》的基礎上，重新刪節訂正而成的中國佛學經典代表性著作之一，共120卷，分裝48冊，是仍未收入藏經的巨著。

以上可見當時日本民間與涌泉寺早已有所往來，并對佛教文化的傳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