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戰英烈：王助

王助同志(一九一四——一九四一)是福建省福州市亭江象洋村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閩北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閩東北軍分區政委，中共閩東北分區委 ，閩東特委宣傳部、統戰部部委長，閩東北方面抗日軍政委員會主席，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員、宣傳部長，省委武夷干校副校長等職。一九三四年當選為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他是我省閩北游擊戰爭的初期領導者之一。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率部挺進建甌、南平、順昌一帶，在征途中突遭上匪襲擊，飲彈光榮犧牲于建陽縣東坑頭，時年僅二十七歲。

弄潮兒勇向潮頭立

王助入黨之日，正是血雨腥風的年代，也是星火燎原的年代；是民族危機每趨深重的年代，也是抗日救亡的怒潮日益高漲的年代。王助入黨之后，成了一個活躍在白色恐怖黑夜里的播火者，一個挺立在抗日救亡怒濤中的弄潮兒。在校內他按照黨的指示，組織讀書會，宣傳革命真理。他在學生集會上激昂慷慨、聲淚俱下地揭露國民黨賣國投降，殘害青年的罪行，聞者無不動容。據當時英華中學國文教師陳遵統先生解放后作的《王生哀辭》中回憶：“王生所列講題中感不絕于吾心者有二：一為《學生之悲哀及其出路》，一為《中國青年悲哀的原因》，語時，幾乎垂泣涕以道之，知其在舊時代所受痛苦，極感深矣。”足見王助當年“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之一斑。在校外，他曾和洪履和、葉興杰、江雅谷、蔡家猶、方近文等進步同學一起發傳單、貼標語，舉行集會，宣傳黨的救國主張。他積極配合鄭維新同志領導的肅劣會、互濟會查抄日貨，懲治奸商，掀起抗日救亡熱潮。在斗爭中表現勇敢機智。有一次基督教青年會放映電影《西線無戰事》，這是一部反戰影片，但選擇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抗日之際來上映，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王助和洪、葉等同志事先作了周密計劃，由他率領幾位進步同學，帶著大批揭露國民黨恐日、媚日和反擊賣國罪行的傳單，搶先分別占據樓座四周，一俟影片開映，燈光乍滅，傳單突然象雪片一樣紛飛下來，劇場頓時轟動起來。王助等人趁著群眾搶傳單的混亂之際，安全撤離。有一次，他把一包裹好的傳單，突然塞給坐在黃包車上的一位警官，待到警官明白過來，已經找不到王助的影子了。他甚至大白天也敢于在街頭散傳單，作演講，跟反動軍警周旋。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間，王助深入到福建學院進步學生中去開展工作，鼓動抗日反蔣，積極發展黨員，并建立了學校黨小組。先后發展張汝礪、羅佑、方近文等同志入黨。

一九三二年秋，王助從英華中學畢業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學，他以學生身份為掩護，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時值“一·二八”事變后，他不僅從事學運工作，并深入到黃包車工人中去，發動罷課罷工，示威游行，要求反動政府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收復失地。而且深入虎穴，到西苑兵營開展兵運工作，鼓動東北籍愛國官兵要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的革命活動引起學校當局的恐慌，要他離開燕大。黨組織考慮到王助的安全和工作需要，決定調他回福建工作。他于這年冬返回福州繼續領導學生運動，由葉和中同志設法辦了轉學手續。當時廈門地下黨也遭到破壞，好些同志被捕，廈大的工作局面也難打開。王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轉入廈大經濟系，住在襄螢樓一O三號，同室有洪冠瑜、洪履和、葉興杰等同志，都是曾經風雨同舟的同志好友。因此這間寢室實際成了地下黨的指揮部。在這里。他們討論過重大的決策，傳達過上級的指示，刻印過革命的傳單。王助以他的組織才能和魄力，很快打開了局面。他組織和發展了“反帝大同盟”，同時以張汝礪，葉興杰，洪冠瑜等為骨干，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現代文化社”吸收進步學生二百余人，開展各方面斗爭，如出版刊物《現代文化》、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和馬列主義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話劇、活報劇、街頭劇等，搞得十分火紅，使校園內外政治氣氛大為活躍。十九路軍入閩后，王助曾利用該部上層將領與蔣的矛盾，開展爭取十九路軍的活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俗稱“閩變”)，王助抓住戰機，多方設法，攜帶宣傳品，深入十九路軍駐廈部隊，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激勵官兵愛國精神，號召停止內戰，槍口對外，收復失地。

一九三三年冬，王助因參加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離開廈門，乘英商“三海”輪船到汕頭，經潮州、上杭，前往紅都瑞金。

三年游擊戰爭的烽火里程

西安事變以后的一九三七年一月，蔣介石任命劉建緒為閩浙皖贛四省“剿匪”總指揮，重新集結陳光中六十三師、戴民權四十五師和地方保安團共十余萬人，實行分進合擊和跟蹤追擊的戰略，向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游擊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限令“務將殘匪限期肅清，決不遲延，否則依照玩忽命令，依法懲治”，頓時閩北形勢急劇惡化。針對這一情況，閩贛省委提出保存革命力量，粉碎敵人新的“圍剿”計劃。王助遵照省委指示，結合閩東北斗爭特點，采取分散和隱蔽相結合的斗爭方法，待機集結力量殲滅敵人，有效地粉碎了反革命的“圍剿”。這年三月，閩贛省委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新形勢，成立了閩贛省軍政委員會，主席黃道、副主席曾鏡冰、曾昭銘。閩贛省所屬各分區、縣均先后成立軍政委員會。這期間，王助任閩東北方面抗日軍政委員會主席。這年十月二十一日，王助以閩東北方面抗日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就崇安國民黨當局不信守聯合抗日的條款，致函國民黨崇安縣蔣縣長、王營長，嚴正陳述了我黨真誠抗日的立場，對搞好聯合抗日提出了兩點建議。接著，十月三十一日，王助和汪林興又聯名致函崇安縣偽縣長，重申我方嚴正立場，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竭盡全力。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一部分國民黨正規部隊陸續調離閩北游擊區，但仍留下第十、第十二、第七十五師全部兵力，夢想撲滅南方革命火種。閩北分區委分析了情況，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時，派王助、左豐美兩同志帶領閩北紅軍第二縱隊部分同志百余人，到建甌、松溪、政和一帶宣傳黨的抗日救亡政策，粉碎敵人挑釁，不斷積蓄力量，擴大抗日武裝。這期間，王助和左豐美在對敵斗爭中，曾在邵武縣二都、建陽香菇村和杜潭等處取得一天三戰三捷的戰果，威懾敵膽。一九三八年一月，閩北，游擊健兒集中于江西鉛山石塘，改編為新四軍三支隊五團，閩東游擊隊也就地改編為六團，先后開赴抗日前線，而王助同志則在經歷三年血與火的洗禮之后，提前于一九三七年冬奉命回福州，接受新的戰斗任務。

新四軍駐榕辦事處的日日夜夜

一九三八年二月，東南局派張云逸同志來福州，經過一再交涉，迫使陳儀同意設立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這年春，東南局指派閩東特委書記范式人和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王助主持辦事處工作。主助以新四軍參議身份任辦事處主任，范式人以軍部秘書身份在辦事處工作。此外，章水和以副官名義任辦事處秘書，還配備一個警衛班，兩個采買兼炊事員，總共十余人。辦事處設在南街安民巷2 7號(現為5 3號)。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剛一成立，立刻就成為各方面注意的中心，斗爭十分復雜，為了順利開展工作，辦事處除了做好前后方聯系、傳遞家書、領發抗日軍人證明和烈士證明等工作外，更重要是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發展黨的組織，發動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運動。

王助于一九三七年冬，在就任新職之前已到達福州。他不顧自己在三載游擊戰爭中折磨得更加虛弱的身體，立即抱病開展活動。他曾偕同葉和中同志拜訪過英華中學進步教師陳衡庭、吳高梓、校長陳芝美等，調查了解當地情況，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尋找發現進步力量，發展組織，開展統戰工作。王助同志任辦事處主任之后，首先發展了在海關工作的林楓(林大奇)同志，利用他在基督教“美以美”青年會的關系，又團結了一批青年學生，以進步的“民二七”讀書會成員高緝光(高立夫)、吳均沂、江雅谷、葉秀群、陳秀玉、

林惠瑜等同志為骨干，以滾雪球的方法，把一批進步青年團結在黨的周圍。通過他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并建立了南臺歌詠隊。全盛時歌詠隊員達6 0余人，每星期活動三次，教歌詠，演話劇，宣傳抗日救亡。與此同時，王助同志還先后指派地下黨員及進步青年林君玖、陳菊英、梁真、林蒲生、舒誠等同志，打入官辦省抗敵后援會，利用這個合法招牌，組織讀書會，鄉村工作團，抗日婦女后援會和城內歌詠隊等黨的外圍組織，團結福州各界進步青年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在王助同志領導下，他們活躍在街頭，深入到農村，連國民黨師管區也擋不住抗日的歌聲。抗戰進入第二年的春天，王助同志布置南臺歌詠隊在東街口文藝劇場(今八一劇場) 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歌詠晚會，演唱《八千里路云和月》、《松花江上》、《八百壯士》、《救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悲壯激昂的歌聲激發了聽眾壓抑已久的憤怒和仇恨，臺上臺下，怒濤翻滾，情緒激昂，成了抗日救亡的一次動員大會。

王助在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很重視工農武裝和建黨工作，對此，都作了具體的指導與安排。一九三八年冬，通過連江縣進步人士林金生的關系在連江開展工農武裝和抗日救亡工作，還派林君玖、梁真、舒誠、章一坦等同志帶軍用地圖及一批馬列主義書籍和進步的書刊，開辦了海濱書店，由福州書店批發，實為傳播馬列主義和革命道理，團結教育進步青年。該店由章一坦為經理，而林君玖、梁真、舒誠則以戰地婦女宣傳隊名義辦了兩個夜校，一由梁真負責，一由舒誠負責，進一步組織抗日力量，同時又在連江溪沃辦了合作人員訓練班，培養了工農干部二十多人，輸送到各個準備建立武裝的基地去作為骨干。

王助同志為黨增加新鮮血液也花費了不少心血。在此期間先后發展了林子力、林孝楚、高緝光、卓如、施震等人入黨，建立黨的地下支部，以雙虹小學作為地下聯絡點，并建立黨的外圍組織開展合法斗爭。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王助領導組織了中國民族先鋒隊福州總隊，以鄭挺(鄭美華)為總隊長，并派張云天赴延安參加中國民族先鋒隊會議。這樣，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既教育了廣大群眾，又壯大了黨的隊伍，還為抗日戰爭培養和輸送了干部。他還在福州恢復了《戰友》期刊(由盧懋居、高緝光兩同志負責)，創辦《救世報》，(由路世琨當編緝)，宣傳抗日救亡主張。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