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卻的時代記憶閩籍抗戰老兵

東南網訊（作者 黃如飛　通訊員　鐘茂富　林斯乾）光陰流逝，有成千上萬的抗戰老兵帶著他們的故事，從我們身邊離去。這四位老兵，有的是作為紅軍游擊隊員編入新四軍奔赴抗日前線，有的是作為國民黨軍人參加抗日。傾聽他們的故事，我們收獲著不能忘卻的時代記憶。

薛書瓊：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

　　抗戰老兵薛書瓊在撰寫回憶錄文章。

老兵薛書瓊，是上杭縣下都鄉豪康村人。

歷經生死劫難的薛書瓊，今年已95歲高齡。老人的右眼當年被彈片擊中，失明了；左手也殘了，手指彎曲；腰部還有一處槍傷。這些，都是他參軍十多年的印記。紅軍、新四軍、解放軍，還有國民黨的部隊，他都參加過。

老人雖然有點耳背，但仍然行動敏捷、思路清晰，六七十年前的事記得很清楚，甚至還叫得出當時的團長、政委的名字。

1935年，16歲的薛書瓊在下都鄉加入紅軍，參加南方游擊戰。2年后，所在部隊改編為新四軍，北上抗日。不久，在上海附近的一次對日作戰中，他與新四軍部隊失散，被國民黨軍隊收容。當時，他想只要能抗日就行，就暫時留在國民黨部隊。由于上過幾年私塾，能識字，薛書瓊成為國民黨87師261旅521團的文職人員。

1937年12月，他隨軍駐守南京孝陵衛。12月13日，日軍在狂轟濫炸后攻入南京城，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而薛書瓊正是大屠殺的見證者。

薛書瓊曾經在2000年致信日本最高法院，陳述道：“當時在日軍的追殺下，我隨軍由堯化門敗退入城……到了江邊，我們用木頭、門板作工具泅水渡江，被日軍艦發現后，一陣機槍掃射，無數中國軍民的鮮血染紅了江水。我和20多名中國軍人扮作難民，投奔到南京城內夫子廟難民收容所。那幾天日軍多次來搜捕，稍有可疑者即被帶出去槍殺或活埋。我是在第三次搜捕時被抓捕的。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9000多人被捆綁著押上幾百部汽車，押至雨花臺。我看到四周布滿荷槍實彈的日軍，地上架著幾十挺輕重機槍。下午3時許，一個日軍士兵一揮太陽旗，站崗的士兵馬上退走，驟雨般的子彈便向我們射來。我的腰部中了一槍，立即昏死過去，蘇醒后才發現倒在低洼的地上，難友的尸體將我掩蓋才幸免于難。天黑后，我艱難地爬過堆積如山的尸體，逃出了虎口。當晚在板門，一位熱心的醫生幫我包扎了傷口……”

逃離南京后，薛書瓊踏上了尋找新四軍老部隊的艱難之旅，最終回到新四軍，繼續打日寇。1949年解放后，他回到老家，過著平凡的農村生活。

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薛老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我所目睹的南京大屠殺》一文，發表在當年的《中國青年報》上。

如今，薛老生活在豪康村，身體康健，每天讀報看電視，有時畫畫寫字，曬曬太陽，生活簡單寧靜。

他說，南京大屠殺雖已過去70多年，但那份記憶一直無法抹去，“戰爭是殘酷的，誰都不要打仗”。

危德章：中過7槍的“打不死”

　　九旬高齡的危德章生活還能自理

在武平縣中山鎮龍濟村，記者見到了92歲的抗戰老兵危德章。他感慨地對記者說：“命大，不然早死了。”

危德章1937年入伍時，隸屬國民革命軍183師，后來編入198師。他參與過兩次長沙會戰，在云南戰斗過，最遠到過緬甸。解放戰爭時期，他加入了解放軍。

“打仗不怕死，反而不會死。”危德章笑著說，自己當時之所以不怕死，是因為家里頭已經沒有親人了，無牽無掛。

在危德章的記憶里，他的戰斗生涯是從北方開始的。最慘烈的一次戰斗是在云南。那時，抗戰已到尾聲，他所在的部隊發起了對日軍的反攻，中國軍隊當時要搶占怒江的一座橋。在橋的一邊，他們攻打了三次都沒沖過去。到了晚上，部隊用木船偷偷渡江，一個班接一個班，來到高黎貢山的山腳下。“敵人在山上，我們沖鋒攻上去，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到處是尸體，血流成河”，因為尸體很多，最后被堆積起來，當成掩體，“槍架在上面掃射”。

這就是1944年中國遠征軍發起的反攻日軍的怒江戰役。危德章所在的198師，翻過高黎貢山后，攻到騰沖城下。這個城看起來像四方形，一開始是2個人拿一個梯子攻城墻，戰斗異常激烈，戰士犧牲了一批又一批。危德章在爬梯子時，腳趾被日本人的子彈打中，從梯子上摔了下來。

危德章說，那場戰役，部隊傷亡很大，他們連最后只剩下3個人，一個是姓謝的副班長，一個是姓賴的河南戰友，還有一個就是他。

“瞧！總共中過7槍。”危德章在身上、腳上、眼旁、背上比畫著，示意這些傷痕都是打仗時留下的。

解放戰爭時期，危德章所在的部隊在山東臨沂被解放軍圍住，后來他向解放軍投誠，當了排長，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攻進了上海。

在解放上海的戰斗中，危德章沖在最前面，右手臂被子彈打中，落下殘疾，至今手臂抬不起來。

1949年，危德章跟著部隊南下。20世紀50年代，他轉業，從福州回到龍巖老家，在林業部門工作到退休。現在，民政部門每月給他發放500元補助金。危德章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子在廣東定居，二兒子在家務工，同時照顧他。

李啟能：參加過兩次長沙會戰

　　李啟能的敬禮動作依然十分標準。

李啟能，1917年生于武平縣，是黃埔軍校第十七期第二分校步科畢業生。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后參加了武漢會戰和長沙第二、第三次大會戰。在一次執行炸橋的任務中，他的左耳被日軍的炮彈震聾，身體多處被彈片擊中，腹部中彈。

1941年12月，日軍在武漢集結了12萬多兵力，乘中國軍隊整補未全之際，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旬后，開始向新墻河20軍攻擊。當時，李啟能在部隊擔任排長。

28日上午，日軍向李啟能所在連隊的周公塘陣地攻擊，反復混戰后，敵人撤退。李啟能所在連隊陣亡32人，連長犧牲，團長命令李啟能代理連長職務，繼續組織戰斗。

1942年1月1日，李啟能帶領連隊夜襲日軍。當時，天正下著鵝毛大雪，北風呼嘯，部隊悄悄來到日軍跟前，看見崗亭內的兩個敵人正面對面在烤火，李啟能手一揮，戰士們沖上前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劈倒了敵人。二排與工兵排的戰士將炸藥與爆破筒裝上浮橋，頃刻間，轟天動地，浮橋被炸成數段，順水漂流。這時，敵人開始盲目、瘋狂地向江中射擊。李啟能又率部由原路返回。回到駐地俞公橋向上級匯報時，已是凌晨5點，團長與全連官兵一一握手慶賀。

1月3日，李啟能率部奉命往官家橋截擊敵人，團攻擊信號發出后，全團一起行動。整個官家橋硝煙彌漫，槍炮聲、喊殺聲不絕于耳。李啟能帶領連隊攻入敵人的街頭陣地，但日軍頑固抵抗，李啟能帶領戰士沖進敵人陣地，在激烈的戰斗中，許多戰友陣亡了，戰斗一直打到中午，官家橋才被攻下。

5日上午，攻打長沙的敵人因受挫向永安市、青山市潰退。李啟能即命各排加固工事，以堵擊北逃之敵，同時，長沙守軍也已跟蹤出擊，各處友軍按計劃緊縮圍殲，把敵人緊緊包圍在撈刀河以北金井、福臨鋪地區。頓時，戰士士氣大振，前仆后繼爭向前沖。激戰進行了三晝夜，殘敵向北逃竄了。在第二天的追擊中，李啟能因傷口潰爛被送到醫院。當他傷愈歸隊時，部隊已在俞公橋整補。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李啟能所在連隊共有42名戰士犧牲。

1949年，解放戰爭已近尾聲，李啟能參加了陣前起義，加入解放軍。解放后，他退伍返鄉結婚，生了三女二子。

練傳志：穿越火線的傳令兵

　　練傳志向記者講述親身經歷的抗戰故事。

在武平縣巖前鎮靈巖村98歲抗戰老兵練傳志家中，有一份手寫的名單，上面記錄了當年抗日將領練惕生麾下的20多名武平籍從軍者。練傳志就是其中一人。

在這份名單上，練傳志的職務是，62軍第157師通訊連傳達班上士班長。記者見到練老時，他清晰地告訴記者，自己是一名傳令兵，曾冒著炮火，穿越戰場，送戰情公文。

1916年出生的練傳志，在巖前鎮當地讀了7年書。1939年，23歲的練傳志隨同鄉到廣東，加入國民黨62軍157師，師長正是抗日將領練惕生。練惕生也是武平巖前人，與葉劍英是同學關系，曾受到葉的影響，后練惕生在1949年參加閩西起義，曾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練傳志的兵戎生涯從粵北大戰開始。但他并沒有到一線作戰，因為有點文化，他被分在通訊連，當起傳令兵，負責公文傳送。

也因為這樣，他得以第一時間了解戰況。1944年的衡陽保衛戰，是抗戰史上作戰時間最長、程度最慘烈的城市爭奪戰，也是日本戰史中記載的唯一一次日軍傷亡超過我軍的戰例，被譽為“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

這場戰役的很多細節，老人都還記得。當時，第10軍受到日軍猛烈攻擊，他所在的第62軍在湘桂路頭塘、三塘集結增援，最貼近衡陽，“在湖南打了很久，很慘烈。日軍100多門炮總攻衡陽”。

練傳志當年參加抗戰的經歷，在他記憶更清晰的早年，曾以文字、口述的方式，向家人講述過。他說，通訊班傳達兵要練習投彈、刺殺、射擊技術，他扔手榴彈的技術非常好，又準又遠，經常隨身攜帶8個手榴彈，遇到阻擋時，扔了手榴彈就沖過去。

為了完成任務，練傳志常常要繞過戰場，小的遭遇戰，還是要打的。他回憶說，在衡陽作戰的時候，一次，在送公文的路上，碰到兩個日本兵，“可能是走散的”，本來，他可以繞過去的，但看到不繞也不會影響任務完成，就故意停留下來，“連發數槍，擊倒2人”。

衡陽保衛戰之后，練傳志跟隨157師參加了桂柳戰役。隨后，先后到了越南、臺灣接受日軍投降，之后跟隨部隊進駐北平。1949年，他起義加入解放軍，一年后因病申請回鄉當農民。

練傳志回鄉后，與當地失去丈夫、育有一子的女子自由戀愛結婚。婚后，他們沒有再要孩子。練傳志的孫輩有三女一男，大的曾孫已參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