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規矩”為治國理政提供歷史鏡鑒

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由革命到建設的歷史性轉折，制定了許多政策法規，稱為“西柏坡規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制度治黨”，并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西柏坡規矩”為中國共產黨保持“兩個務必”，經受執政全國的歷史考驗提供了保證，為新時期治國理政提供了歷史借鑒。

為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保證

面對即將來臨的國共兩黨的軍事決戰，在軍事、政治重大問題上統一領導層的認識，特別是為了籌劃新中國的建立，1948年9月8—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這是一次定規矩的會議，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軍隊等方面的重要規章制度。

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上面說了許多條，還必須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那許多條實行起來都不會順暢……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任弼時發言指出：“我們從鄉村走向城市，更須強調統一和紀律”，“要有大法，還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還可由老百姓議訂若干公約，但要有統一的法。”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人民軍隊要“統一建制”，逐漸走向正規化、集中化。

“九月會議”確定的健全黨委制，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人民解放軍“統一建制”，統一組織及番號；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等黨的規矩，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和行動，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組織紀律保證。

全國勝利前夕，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提出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黨委委員之間要互通情報；不懂的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寫文章和決議案，應當簡明扼要；注意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指出：“力戒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以“六曰”形式再次強調了這幾條規定。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實際上是重申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的要求，把會議總結中的“禁止”和“制止”系統化、制度化，形成了以“六曰”方式表述的“六條規定”。

中共中央要求全黨嚴守規矩，黨和國家領導人率先垂范，對違規者依法懲處。例如，新中國建立初期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嚴打“老虎”，處決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形成了風清氣正、廉潔奉公的良好社會風尚。

實現歷史轉折的制度保證

西柏坡精神是歷史轉折之魂，“西柏坡規矩”是順利實現歷史轉折的制度保證，是黨的歷史上按制度管黨、依法理政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規矩必須具體化，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曾經制定許多具體的規矩。例如，1940年1月2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頒布《關于各級政府不得用煙、酒、肉、饃招待過往軍政人員的訓令》，規定：“只憑糧票證件供給小米飯，菜金由軍政人員自備。”1948年1月7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為限，除特殊情況外，至多不要超過兩千字。”上述規矩清楚明了，極富針對性、可操作性，對規范黨內報告情況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進城前后，全黨上下的紀律觀念很強，令行禁止，毫不含糊。

第二，規矩必須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西柏坡規矩”凝聚了中國共產黨秉持的人民至上理念。例如，《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為保證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負責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農民及其代表有全權得在各種會議上自由批評及彈劾各方各級的一切干部，有全權得在各種相當會議上自由撤換及選舉政府及農民團體中的一切干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提出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我們必須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辦好了，我們共產黨人才可以考慮辦一辦自己的事。如果我們黨員隊伍中出現了先為自己辦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氣地把他開除出革命隊伍去!”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共產黨人處理利益問題的根本原則。

第三，規矩是促進黨的作風建設的制度保證。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戰勝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能否在環境變化后繼續保持這樣的作風，黨中央和毛澤東以很高的警覺來對待這一問題，不僅告誡全黨同志必須戒驕戒躁、謙虛謹慎，而且采取相應措施。其中，強調黨的紀律的嚴肅性，制定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必須遵守的規矩，就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