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華僑客屬領袖胡文虎

陜甘寧邊區蘇維埃政府抗日救國公債

抗日戰爭期間，胡氏以國民政府救國公債勸募委員總會常委和南洋客屬總會會長名義號召廣大僑胞積極投入抗日捐募活動，至1938年共認購公債1300萬元，義捐款2000萬元，合計3300萬元，其中胡文虎一人共認購“抗日救國公債”250萬元國幣，加上義捐超過300萬元,成為抗戰中個人捐款最多的華僑。他致電國民政府所屬機構表示：“他日還本與否，尚未計及，茍得歸還，即吾祖國復興之時，屆時仍將一本初衷，將該款舉辦國家公益事業。”

1939年，胡氏購買10萬元名譽券，捐募義款，以表愛國熱情。令人注目的是，1941年春，胡文虎赴重慶參加參政會開幕式期間，捐獻200萬元戰傷救濟款，認購公債50萬元，捐贈救護車4輛，紗布數萬筒，藥棉9000磅，絨布8萬大捆，金雞納霜5萬大桶，虎標良藥上百萬包，作為前線救傷用。在抗日戰爭期間，胡氏仍繼續積極從事賑災濟難事業。1938年廈門淪陷，福建嚴重缺糧，胡氏立即集資組織公司在海外購大米10 萬多包，運往漳州、泉州，平價上市；同年冬捐款1萬元，作為香港救濟難民委員會費。1941年香港淪陷后，胡氏捐款救濟粉嶺兒童救濟院，收容孤兒數千人。

1941年2月6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文章，盛贊胡文虎的愛國熱情， “胡氏宅心仁慈，廣濟博施，十幾年前即決定提存永安堂贏利四分之一為慈善公益專款，后逐年增至十分之六，蓋胡氏之言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二十年來慷慨輸財，或辦公益，或作善舉，或助建設，或資抗戰達千余萬元之巨，抗戰以后，胡氏付資于義捐及公債者達數百萬元。又胡氏對文化事業亦甚致力，所辦星系報八大報，盛譽中南……”

胡文虎的星系報業決不是世人所說的純為萬金油做廣告，而是帶有明確的宣傳抗日救國目的的。在1938年《星島日報》創刊號上胡氏提出其辦報宗旨是：“一、幫助政府從事于抗戰建國之偉業；二、報導新聞，兼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學術，發揚科學之精神；四、改變風俗，善導社會之進步；”1940年接辦《總匯報》時，胡氏曾說：“不以營利為目的，專以服務為前提，宣傳抗日救國，堅民眾之信念。”胡氏還提出新聞事業的原則：“報道必須翔實靈通，促進中外國際友好睦誼，倡導地方各民族融和合作。”溝通中南消息，促進僑胞與祖國感情。在抗日時期，他不遺余力連續創辦了十幾家報紙，對促進華僑團結，振奮民族信念，開展抗日救國運動，無疑是起到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據香港《文匯報》顧問，原《星華日報》總編張問強先生回憶說：“1931 年《星華日報》開辦以來就主張抗日。此報曾與國民黨反動派投降主義進行激烈斗爭，被譽為“華南最優秀的報紙”。其中有進步編輯張壯飛、黃綠萍、林仙嬌、江練潮、張問強等人，進步作家李菊生、吳南星、饒新鳳、蒲義、杜埃、王亞夫、杜桐等人。以后廈門辦了《星光日報》，福州辦了《星閩日報》，在抗日戰爭中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當時，不少著名的文化人士，都曾經在星系報工作過，如郁達夫、金仲華、胡守愚，分別在《星州日報》、《星島日報》、《星中日報》擔任過主筆，發表進步言論，支持抗日救亡運動，宣傳中華文化，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38年8月創辦《星島日報》，金仲華為總編，邵宗漢為主筆。該報以其鮮明的愛國傾向在海內外被譽為“特別響亮的宣傳抗日號角”。

“9.18”事變后，廣大僑胞受著星系報的抗日救國輿論鼓舞，群情激昂，踴躍捐款支援抗日，單《星州日報》當時就代收代匯各種匯款100多萬元。足見星系報在僑胞心中的地位和影響。此外，星系報還培養了大批抗日志士愛國青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報館通過胡氏的支持資助，組織了大批青年學生轉到內地奔赴抗日前線，光香港大學生就有百余人。“對于忠字，鄙人以為忠于國家為先，所以愛國觀念不敢后人。”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胡文虎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崢崢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