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大師抗戰護國 被捕受刑威武不屈

?編者按：晚清民國時期雖然時局動蕩，但中國卻涌現出一大批精英人才，佛門也不例外，可謂高僧輩出，圓瑛大師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圓瑛大師精研佛理，“楞嚴獨步”；又被稱為英雄僧侶，領導佛教人士投身抗戰；作為現代中國佛教領袖，曾先后七次被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又被選為首任會長，并于同年圓寂。

?

1937年12月圓瑛法師前往南洋賑災募款

?圓瑛大師（1878～1953），愛國高僧，佛門領袖。俗家姓吳，乳名昌發，學名亨春。出家之后，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以字行世。

“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九?一八事變后，圓瑛大師有感于山河淪喪，流淚寫下了這樣的愛國詩句。

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圓瑛大師對身邊弟子說：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罪者橫遭殺戮”，“豈能眼看著無數生靈在敵機瘋狂濫炸下殞命”，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折足的戰士哀號”，作為佛家弟子應秉承菩薩原義，行救苦救難之責。

蘆溝橋事變爆發后，圓瑛大師就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由他親任團長，并緊急通知京（南京）滬地區各寺廟派出200多名年青僧眾，往上海玉佛寺報到，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隨后，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相繼成立。身為救護團團長的圓瑛大師，要求參加救護隊的每位僧侶發揚佛教救世的“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無所畏懼，不怕臟、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忘卻身家之我見”，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難。僧侶救護隊深入前線，穿梭于槍林彈雨之中，救死扶傷，護送難民。本為不染血腥的清靜之地的寺廟，也辟為收容戰地傷兵的佛教醫院和接納災區難民的佛教收容所。

淞滬戰爭持續三月，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京滬隊第一分隊活躍在東戰場上，出動工作達百余次，來回于瀏行、大場、昆山之間，在槍林彈雨中實施救濟眾生法事，造成驚人成績，根據慈聯會民國二十七年報告書，我們這個“僧侶救護隊”所救護的負傷員兵及租界難民總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被上海報紙譽為“英勇僧侶”，外國報紙稱他們為“戰神之敵”。

1937年冬，上海淪陷，經過激戰后的上海已是廢墟一片，尸橫遍野。日軍不準收埋陣亡的中國士兵和罹難難民的遺骸，中國居民又無人敢冒殺頭之險過問。看著衛國抗敵的戰士曝尸郊野，罹禍難民的尸骸遺拋溝壑，圓瑛大師挺身而出，以大無畏的精神發起組織掩埋隊，圓瑛法師親任總隊長，隊員由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涼寺、國恩寺、關帝廟、報本堂等寺廟的僧眾和香工組成。他們每天用四輛汽車，將國人的尸體一具一具地抬上車，送到郊外掩埋。晝夜不停，花了三個多月時間，總計掩埋尸體一萬多具。

圓瑛大師率領中國佛教界在抗敵救災方面的一系列義舉，獲得了國內外的高度贊揚，當時國民黨軍將領陳誠也不得不承認：“真正到前線上去救護的只有他們。”

在完成一系列愛國義舉后，圓瑛大師又出國募捐抗日資金，號召華僑進行“一元錢救國運動”。1939年10月，圓瑛大師和徒弟籌集了大量資金，從南洋返回上海。圓瑛大師回國后，日本人勸他出任所謂的中日佛教會會長，圓瑛大師嚴詞拒絕。日本人惱羞成怒，1939年農歷九月初一，大批憲兵包圍了圓瑛大師所在的寺院，以抗日的“罪名”將圓瑛大師和弟子明旸法師逮捕。

圓瑛大師師徒二人被押到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憲兵隊司令部，馬上遭到嚴刑拷問。明旸法師回憶道：“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夜闌人靜，萬籟俱寂時刻，日本憲兵就對先師進行嚴刑審訊，態度野蠻，幾瀕于危。師以從容陳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堅持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民族氣節。”

隨后，圓瑛大師二人又被押解往南京的日本憲兵總司令部，追查二人在南洋募集抗日捐款的事情。圓瑛大師威武不屈，在嚴刑審訊面前仍做道場，連打三個“凈七”，并以絕食與日寇作斗爭。

圓瑛大師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民眾的公憤。迫于輿論壓力，1939年11月，日寇釋放了圓瑛大師師徒二人。圓瑛大師出獄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辭去方丈之職，走上了更為堅毅的抗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