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走出去有間接和直接兩種方式:一是把漢語言文化轉換成接受國語言文化的翻譯的方式,一是原封不動地移植入接受國或接受國在漢語言文化的形態(tài)上生成出本民族的漢語言文化成果。日本漢詩就是后一種直接式文化傳布的產物。日本學者石川九楊指出:“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的東亞,不單是一個地理性概念,而是用‘漢字文明圈’這一形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具有歷史、地理、文化等共通性的人文地域概念”。從此意義上說,完整的漢詩學,理應包括日本漢詩、韓國漢詩、朝鮮漢詩、越南漢詩等漢詩海外傳布中的生成對象。以唐詩為例,《全唐詩》第732卷收入了朝衡和長屋的漢詩。朝衡即阿倍仲麻呂是日本和中國雙重國籍,但長屋即長屋王(684~729)卻是純粹的日本漢詩人。
現(xiàn)存日本最古的漢詩集是約成書于751年的《懷風藻》一卷,繼之是敕撰三集即《凌云集》(814年)一卷、《文華秀麗集》(818年)三卷、《經國集》(827年)二十卷。日本的第一本個人漢詩文集是827年至835年間成書的十卷本《遍照發(fā)揮性靈集》。成書年代和正式書名都不詳?shù)摹峨s言奉和》一冊,因內收弘仁年代(810~824年)的《雜言奉和圣制江上落花詞》五人五首而被稱作此詩詞集名,這是日本第一本詩詞集。從此,日本漢詩詞創(chuàng)作一直綿延至近現(xiàn)代,日本學者豬口篤志等編選的《日本漢詩》中的壓卷詩人是土屋久泰(1888~1958)創(chuàng)作的揭露廣島原子彈爆炸慘狀的《原爆行》。
縱觀日本漢詩,不能單純用西方近代文學觀念來定義,它既屬于文學類型中的一種,但又具有漢學傳播和漢學教育的特點,是日本傳統(tǒng)漢學教育的產物。到了江戶時代,由于以最高學府昌平黌為首,各地藩校都有著名漢詩人執(zhí)教,要想學知識,就必學作漢詩,加之江戶時代的儒學者以中國儒學典籍的注解和學習寫作漢詩文為本業(yè),以著述儒家哲學為副業(yè),促使日本漢詩創(chuàng)作呈現(xiàn)高峰的同時,更使日本漢詩成了集教育和思想哲學為一身的文化品種。換句話說,日本漢詩是漢字文化圈的文化遺產,如果離開了博大精深的漢字文化圈的文化積淀和文化交流這一廣闊深邃的背景,就難以解讀日本漢詩這一跨國界的文化交流遺產。
日本不僅有漢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更有詩歌吟誦傳統(tǒng)。日本江戶時代大詩人菅茶山在《筆墨消遣》中寫道:“古代人區(qū)分四聲誦讀”,“現(xiàn)今高野山學寮(空海創(chuàng)立的真言宗的學校)區(qū)分四聲誦讀,又其秘教中,也有人采用漢文訓點讀法,可見那里還保存著古代遺風。”
正是在這一古代遺風的基礎上,1968年經文部科學大臣簽字批準,成立了財團法人日本吟劍詩舞振興會,當時的注冊會員就達三百萬之眾。專業(yè)人士就其興盛原委分析道:“如今的吟誦,一方面由于它是一門高尚的藝術,比其他表演藝術更具有趣味性和娛樂性,所以在全國得以流行。另一方面,吟誦活動對青少年教育,防止其誤入歧途,對提高國民道德修養(yǎng)等都是最好的途徑,因而被各界廣泛采用。加之學校教育方面,中學和高中的教科書里把漢詩漢文作為必修科目予以強化,各地中學和高中聘請吟誦家教授吟誦,也促使了吟誦在全國的普及。”(菅原雪山《現(xiàn)代式吟誦名詩集·序》)
四十多年來,日本吟劍詩舞振興會已形成北海道、東日本、中部、近畿、中國、四國、、九州等七大地區(qū)聯(lián)絡協(xié)議會及都道府縣51個吟劍詩舞總聯(lián)盟,制定了憲章,成立了培養(yǎng)吟誦教員的夏季吟道大學和劍詩舞道大學,出版有《吟劍詩舞》月刊學術雜志,每期有“漢詩初學者講座”欄目,編輯發(fā)行了統(tǒng)一教材《吟劍詩舞漢詩集》,利用日本中央電視臺衛(wèi)星電視“日本娛樂頻道”,每天早晨播放30分鐘的吟劍詩舞節(jié)目,中央廣播電臺節(jié)目中有專門的吟誦專題,每年舉辦全國吟劍詩舞表演大會及全國名流吟劍詩舞道大會,還派遣吟劍詩舞代表團去國外進行交流表演。
統(tǒng)一教材《吟劍詩舞漢詩集》中收錄了從漢高祖的《大風歌》到清人袁枚的《赤壁》等漢詩,并配有專門的吟誦曲譜。
從所選詩人的排序上看,李白為冠,有26首入選;第2名是杜甫,入選8首;第3名是王陽明,入選7首;杜牧和白居易并列第4,各有6首入選;第5名是王維,有5首入選;接下來是陶淵明、王昌齡和蘇軾,各有4首入選;沈佺期、岑參、朱熹、真山民和高啟5人并列第7,各有3首入選;賀知章、劉禹錫、歐陽修和司馬光各有2首入選。
所選詩歌都是中國讀者耳熟能詳?shù)拿姡枷雰热萆弦埠苡刑攸c,如慷慨激昂、催發(fā)人們愛國熱情的文天祥的《過零丁洋》,讓人們珍惜勞動成果,養(yǎng)成節(jié)約良習的李紳的《憫農》,倡導母愛子孝東方美德的孟郊的《游子吟》等。尤其是所選陶淵明的《勸學》(實際上裁取其《雜詩》第一首中的最后四句而命名為《勸學》)、司馬光《勸學歌》、朱熹的《偶成》和《勸學》等,更是同青少年學生的發(fā)憤學習、勵志成才息息相關,堪稱青少年學生自勉進取、繼往開來的座右銘。日本的漢詩人也受這些“教育詩”影響,創(chuàng)作了“勸學詩”而廣受日本讀者喜愛,如日本中學和高中的教科書中就收選了菅茶山的《冬夜讀書》和廣瀨淡窗的《桂林莊雜詠示諸生》。再就是選詩注重日本思想文化受中國文化人物的影響關系,如王陽明的“心學”在日本朝野頗有地位,所以排序第三。
綜上所述,日本漢詩吟誦給我們的啟示是:漢詩吟誦這一中華文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我們的東鄰日本繼承了下來,并在現(xiàn)當代開展得如火如荼。在建設文化強國,加快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我們應借鑒其繼承和推廣漢詩吟誦的成功經驗,首先在國內特別是中小學教育中開展這一傳統(tǒng)文化教育,然后逐步地推廣到社會及海外漢語文化教育中去。希望相關部門予以重視,盡快建立切實的組織制度,讓漢詩吟誦這一具有中國傳統(tǒng)的語文教育方法在現(xiàn)代語文教育中得以繼承活用,讓漢語文化圈的這一傳統(tǒng)文化得以更廣范地發(fā)揚光大。
(趙敏俐 李均洋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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