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公正引領社會公正

司法是一個國家法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擔負著解決糾紛、處理矛盾和維護穩定的重大使命。通常認為，司法是維系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化身，是捍衛社會公正的屏障。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立足于此，《決定》的相關舉措立意不僅在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而且更在于通過司法公正引領實現社會公正，維護人民權益：“堅持人民司法為人民，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通過公正司法維護人民權益。”《決定》對司法改革提出的任務和目標是，“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為實現司法公正，《決定》在營造司法公正內外部環境、提高司法案件質量方面作出了新的明確要求。

公正在外部：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辦理案件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礎。為解決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問題，切實保證司法機關能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力，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提出一系列舉措，如地方法院和檢察院的人財物由省一級實行統一管理。在此基礎上，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為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創造條件。

　　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對于黨的領導與法治的關系，過去人們往往避而不談，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決定》直面問題，明確指出二者是一致的，把黨的領導同法治的四個環節結合起來，創造性提出“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從而把過去抽象的、籠統的黨的領導轉化為具體的、實在的工作要求。同時，它表明黨對法治的領導在不同的法治環節中的強度和方式是不同的，而應當有明顯的區別。縱覽《決定》的內容，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意味著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對政治方向的把握和司法外在環境保障方面。《決定》清新界定了政法委員會的定位。一方面，強調“政法委員會是黨委領導政法工作的組織形式，必須長期堅持”，“政法機關黨組織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項向黨委報告制度”；另一方面，則明確“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要把工作著力點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協調各方職能、統籌政法工作、建設政法隊伍、督促依法履職、創造公正司法環境上，帶頭依法辦事，保障憲法法律正確統一實施”。

　　建立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為排除外來干擾和行政干預，《決定》明確要求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決定》指出：“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決定》用鏗鏘有力的文字清晰表明，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是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不能觸碰的法律紅線。如有證據證明出現這一情況的，輕則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重則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要求旗幟鮮明地捍衛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的地位，既是對支持司法獨立行使權力的詮釋，也是其具體化。

　　建立健全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的保護機制。《決定》不僅對干預發出者提出禁止性要求，而且對干預的接受者設置了保護性措施。《決定》指出：“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從而賦予司法機關拒絕違法干預的“尚方寶劍”。而“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檢察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則為“不聽話”的法官、檢察官提供了“保護傘”，避免因拒絕接受違法干預事后遭到“報復”或者“處置”，從而讓法官、檢察官放心大膽地依法獨立行使權力。

　　跨地區辦理案件機制確立。目前，我國的法院和檢察院基本設置在特定的行政區域內，司法管轄區與行政區劃完全重合。法院和檢察院辦理案件或多或少受到當地政府的影響和制約，對跨地區的案件辦理，案件在哪一地方審理就顯得十分重要，有人甚至用“主客場”來形容案件審理地的重要性。十八大以來所推出的省級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由省管理的安排，為打破司法地方性創造了條件。不過，盡管如此，這一改革仍不能改變法院和檢察院受到當地政府影響的格局。《決定》推出新的舉措。一方面，明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由該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另一方面，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跨地區案件。這兩項舉措為法院和檢察院排除地方影響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方案。

公正在內部：優化司法職權配置

如果說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更多是從外部為司法公正創造條件，那么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則更多著眼于從司法內部體制和機制的完善上，為司法公正奠定基礎。

　　第一，合理配置司法機關及其相關機關的職權。

　　《決定》提出“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以此為基礎，《決定》提出了下面三項具體改革重點和舉措：

　　完善司法體制，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目前，法院除享有審判權外，還享有相當大的執行權，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案件、相當一部分行政決定、部分刑事案件的執行都由法院承擔。司法實踐的發展讓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審判權與執行權屬于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力，審判權主要屬于裁判權，而執行權則帶有很強的行政性；同時，把審判權與執行權交由同一機關職掌，不符合職權分離的要求，也容易造成權力濫用。因此，把這兩種權力加以分離是發展方向。

　　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統一刑罰執行體制。我國現行的刑罰執行制度較為分散，由多個部門共享執行權。公安機關負責管制、拘役、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等的執行，法院負責死刑立即執行、罰金、沒收財產的執行，司法行政機關則負責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執行。分散的執行不利于對其進行監督、統一規劃和管理，《決定》要求改革這一分散執行的格局：“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統一刑罰執行體制。”

　　改革司法機關人財物管理體制，探索實行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檢察權相分離。法院、檢察院的人財物管理本質屬于行政事務，交由法院和檢察院內部管理，既分散了法院、檢察院的精力，也帶來了權力集中的問題，探索實行將這些事務與審判權、檢察權分離的機制，對保障司法公正行使有重要意義。

　　第二，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和完善審級制度。

　　案件難以進入法院，導致當事人有冤無處申、有案無處立，是有礙當前司法公正以至社會公正的一大問題。為暢通立案渠道，《決定》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對人民法院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

　　為使不同審級發揮不同作用，《決定》提出完善審級制度，“一審重在解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二審重在解決事實法律爭議、實現二審終審，再審重在解決依法糾錯、維護裁判權威。”在此基礎上，“落實終審和訴訟終結制度，實行訴訪分離，保障當事人依法行使申訴權利。對不服司法機關生效裁判、決定的申訴，逐步實行由律師代理制度。對聘不起律師的申訴人，納入法律援助范圍。”

　　第三，健全司法機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

　　在賦予司法機關足夠權力和權威的同時，避免或防止司法機關濫用職權同樣是我國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內容。《決定》提出了以下兩項舉措：

　　司法機關內部人員不得違反規定干預其他人員正在辦理的案件。保證法官和檢察官獨立辦案，不僅要排除司法系統之外的干擾，同時也要排除來自系統內的干擾。因此，《決定》提出，司法機關內部人員不得違反規定干預其他人員正在辦理的案件，要“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完善和落實辦案責任制。審理者既擁有決定權，自然亦應對所作出的決定負責。《決定》明確要求“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同時，要求“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準，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公正在自己：提高司法案件質量

從宏觀上看，上述舉措致力于為司法公正營造內外部環境，然而司法公正的實現最終仍有賴于司法案件質量本身的提高。為此，《決定》要求采取以下舉措：

　　規范司法人員的行為。司法人員的行為不規范甚至腐敗是侵蝕司法公正的毒藥，危害性極大。《決定》致力于清除損害司法公正的“絆腳石”，指出要“堅決破除各種潛規則，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衙門作風、霸道作風，堅決反對和懲治粗暴執法、野蠻執法行為。對司法領域的腐敗零容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同時，要求“依法規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嚴禁司法人員私下接觸當事人及律師、泄露或者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請或者收受其財物、為律師介紹代理和辯護業務等違法違紀行為，堅決懲治司法掮客行為，防止利益輸送”。

　　推進嚴格司法。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嚴格依法辦案，是提高司法質量的關鍵。其中，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是兩個方面。在事實認定方面，《決定》要求：“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在法律適用方面，《決定》要求“加強和規范司法解釋和案例指導，統一法律適用標準”。

　　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決定》提出要通過多種途徑讓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在司法調解、司法聽證、涉訴信訪等司法活動中保障人民群眾參與。”《決定》對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提出要求：“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保障公民陪審權利，擴大參審范圍，完善隨機抽選方式，提高人民陪審制度公信度。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同時，為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決定》提出一系列具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