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公正引領社會公正

司法是一個國家法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擔負著解決糾紛、處理矛盾和維護穩定的重大使命。通常認為，司法是維系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化身，是捍衛社會公正的屏障。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立足于此，《決定》的相關舉措立意不僅在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而且更在于通過司法公正引領實現社會公正，維護人民權益：“堅持人民司法為人民，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通過公正司法維護人民權益。”《決定》對司法改革提出的任務和目標是，“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為實現司法公正，《決定》在營造司法公正內外部環境、提高司法案件質量方面作出了新的明確要求。

公正在外部：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辦理案件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礎。為解決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問題，切實保證司法機關能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力，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提出一系列舉措，如地方法院和檢察院的人財物由省一級實行統一管理。在此基礎上，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為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創造條件。

　　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對于黨的領導與法治的關系，過去人們往往避而不談，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決定》直面問題，明確指出二者是一致的，把黨的領導同法治的四個環節結合起來，創造性提出“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從而把過去抽象的、籠統的黨的領導轉化為具體的、實在的工作要求。同時，它表明黨對法治的領導在不同的法治環節中的強度和方式是不同的，而應當有明顯的區別。縱覽《決定》的內容，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意味著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對政治方向的把握和司法外在環境保障方面。《決定》清新界定了政法委員會的定位。一方面，強調“政法委員會是黨委領導政法工作的組織形式，必須長期堅持”，“政法機關黨組織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項向黨委報告制度”；另一方面，則明確“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要把工作著力點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協調各方職能、統籌政法工作、建設政法隊伍、督促依法履職、創造公正司法環境上，帶頭依法辦事，保障憲法法律正確統一實施”。

　　建立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為排除外來干擾和行政干預，《決定》明確要求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決定》指出：“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決定》用鏗鏘有力的文字清晰表明，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是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不能觸碰的法律紅線。如有證據證明出現這一情況的，輕則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重則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要求旗幟鮮明地捍衛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的地位，既是對支持司法獨立行使權力的詮釋，也是其具體化。

　　建立健全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的保護機制。《決定》不僅對干預發出者提出禁止性要求，而且對干預的接受者設置了保護性措施。《決定》指出：“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從而賦予司法機關拒絕違法干預的“尚方寶劍”。而“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檢察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則為“不聽話”的法官、檢察官提供了“保護傘”，避免因拒絕接受違法干預事后遭到“報復”或者“處置”，從而讓法官、檢察官放心大膽地依法獨立行使權力。

　　跨地區辦理案件機制確立。目前，我國的法院和檢察院基本設置在特定的行政區域內，司法管轄區與行政區劃完全重合。法院和檢察院辦理案件或多或少受到當地政府的影響和制約，對跨地區的案件辦理，案件在哪一地方審理就顯得十分重要，有人甚至用“主客場”來形容案件審理地的重要性。十八大以來所推出的省級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由省管理的安排，為打破司法地方性創造了條件。不過，盡管如此，這一改革仍不能改變法院和檢察院受到當地政府影響的格局。《決定》推出新的舉措。一方面，明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由該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另一方面，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跨地區案件。這兩項舉措為法院和檢察院排除地方影響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