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好”的民營化，不要“壞”的民營化

《解放國企》，張文魁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國國企改革推進了30多年，總想繞開民營化，實踐證明最后是繞不過去的。我們搞過國企轉換經營機制，離開民營化能根本轉換經營機制嗎？實踐已經證明不行；我們搞過國企內部涉及干部人事、勞動、薪酬的三項制度改革，離開民營化能持續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嗎？實踐證明也不行；我們搞過董事會和治理結構改革，離開民營化能搞出真正承擔受托責任的董事會和現代化的公司治理嗎？實踐證明還是不行；我們搞過主輔分離和國際對標，離開民營化能實現業務結構調整和核心競爭力的建立嗎？實踐證明眼前行但長期不行。因此，要深化國企改革，民營化是不可回避的。

我談論的民營化，不僅僅是國家所有權轉向非國有投資者，而是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當然是所有權的轉移，第二層意思則是公司治理的轉型。公司治理轉型，就是隨著所有權結構的變化，過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內部人控制、分享的公司治理，應該過渡到商業化、實質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總體而言，民營化就是產權民間化、治理商業化。

民營化絕對不是要將國企“搞掉”。民營化之后，多數國企的國家所有制將不復存在，但企業仍將存在，而且民營化有機會使這些企業變得更大更強，我們何樂不為？當然也會有一些國企必須破產重組，這對于整個經濟而言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同時，國家可在很長時期保留一個現代化的、具有較強流動性和滿意回報率的國有資產組合，這個國有資產組合應該用完善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到國家預算體系當中，并能惠及國民。要特別強調的是，對于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會長期保持一種混合所有制狀態，盡管混合所有制可能是一種中間狀態而非終極狀態，但在混合所有制狀態下，如何建立良好的治理結構仍然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挑戰。

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民營化比較擔心，他們擔心民營化的過程會成為少數人特別是權貴人物，大肆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的過程，從而在中國出現一個像俄羅斯那樣的寡頭階層。我認為，如果人們反對少數人在民營化過程中以不法手段和不當途徑化公為私，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應該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我這里借鑒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提出的“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的概念，主張在中國推行“好”的民營化，避免“壞”的民營化。“好”的民營化就是：競爭性領域的中小國企，通過公開性、競爭性的方式以公允價格出售轉讓給非國有投資者，大型、特大型國企通過公開性、競爭性的方式以公允價格出售部分國有產權或者在證券市場釋放部分國有股份，所有的鼓勵性優惠購買計劃都要經過嚴格程序并公開透明；帶有壟斷租金和資源租金的大型國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和在證券市場向境內投資者釋放國有股，并推進公司治理的商業化，同時通過開放準入以破除行政壟斷，通過拆分和替代性競爭以弱化自然壟斷，通過公開競拍和增發牌照以回收資源租金；對于極少數特殊領域的國企，在目前沒有把握的時候，可以選擇保持國有獨資，但要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并強化政府監管。這樣一種“好”民營化，不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民營化，而是促進財富創造的民營化，應該得到民眾的歡迎。

在上一輪國企民營化改革的時候，中央和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以防止國資流失和腐敗，防止各方合法權益受侵害。在過去幾年里，防止國資流失的各種技術性措施也更加完善。這些都使我對民營化過程更有信心。因此，唯一的問題就是國家是否有意愿、有意志啟動新一輪民營化。同時，應該認識到，民營化過程中腐敗的根源是政府腐敗，我們必須要大力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事實上，政府改革可能比國企改革要重要得多，不過這不是我的《解放國企：民營化的邏輯與改革路徑》一書的主要議題。

誠然，民營化不可能解決中國國企的全部問題。即使那些天生的私有制企業，無論是單一股東企業還是多股東企業，無論是非上市企業還是上市企業，它們也有它們自己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現階段，我國一些民營企業在誠信守法、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這也毋庸諱言。但是，這些問題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改進政府監管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個繁榮的、以民眾福祉為上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民有產權能夠自由伸張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國有產權排擠民有產權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