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史》的“新”

《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是當代美國大學最通行的通史教科書，反映了新一代歷史學家的世界歷史觀念。原作英文書名為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直譯為“傳承與交流：從全球視野看歷史”，并沒有一個“新”字。中譯本之所以名之為“新全球史”，并不是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而是因為該書徹底顛覆了“歐洲中心論”，早已超越了全球史發展的早期階段，唯有“新”字能夠體現出該書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上世紀60年代，19世紀以來的“歐洲中心論”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成為西方世界歷史學反思和批判的重點。全球史作為一種新的通史修撰觀念，就是在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反思中出現的，其要旨在于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將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查，是一種從宏觀角度審視和研究歷史的新方法。國內讀者熟悉的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和W·H·麥克尼爾就是全球史研究領域的先驅，他們提出的“月球立場”和“非國家敘事單位”充分顯示了克服“歐洲中心論”的決心，各自的代表作《全球通史》和《西方的興起》自從六七十年代問世以來風行一時。但囿于方法論的局限，他們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并不徹底。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世界歷史雜志》于1990年創刊之后，全球史研究繼續發展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涌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學者和著作，更為重要的是，關注的重點不局限于通史，切入問題和闡釋方法更加多樣化。夏威夷大學杰里·本特利教授（Jerry Bentley，1949-2012）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互動”這一概念，指出不同的社會或文化作為一個共同體無論如何是獨立存在的，但是獨立存在的同時，也是與其他文化之間進行交往的，“互動”就是各文明之間關系的本質。劉新成教授對“跨文化互動說”給予了高度評價：“基于這種認識，本特利成為將西方傳統文明史體系與當代全球史觀成功‘嫁接’的第一人。”而這一成功的“嫁接”具體體現在本特利所著的《新全球史》一書中（該書的另一位作者是夏威夷大學赫伯特·齊格勒副教授）。

《新全球史》既以“跨文化互動”關系來解讀全球歷史發展，其中心任務即在探討“獨立”與“交往”的關系。在書中，本特利以“傳承”和“交流”兩大主題生動地再現了世界歷史的縱橫發展：“傳承”主題關注個別社會的形成、維持和衰落，即再現不同社會形態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縱向序列；“交流”主題直接關注了溝通、互動、網絡和交換這些能把個別社會與更廣大世界聯系在一起的手段，再現了不同社會之間的橫向聯系。針對“互動”的動力問題，他認為，文化傳播的總體趨勢是核心文化從文明中心緩慢地向外擴散，且在這一過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不斷融入新的文化因素，三個因素——人口增長、技術不斷進步與傳播、不同社會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互為因果，由此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在對待史上各文明的態度上，《新全球史》也極力做到平等和公正，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非常細膩地處理了人類歷史上幾乎絕大多數地區和各國的歷史，并將單個社會、單個地區的歷史投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之中，展現了全球的文明史發展和相互間的聯系和影響。以上古歷史為例，書中論及了舊石器時代的納圖夫、繩紋文化和切努克等定居地點，論及了新石器時代的耶利哥和卡塔·瑜育克這樣大型的村莊和城鎮，在講到埃及文明、中國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等大國文明和有影響的大文明時，也關注了腓尼基人、猶太人和赫梯人創造的文明，呂底亞、蘇丹和努比亞文明等一些小文明也在敘述之列，而且對這些文明與“大文明”之間的互動敘述得尤為詳盡。

更令國內學者感慨的是，從2000年首次出版以來，《新全球史》一直保持著最“新”的內容。作者追蹤世界歷史研究的進展，不斷地修訂、更新《新全球史》的相關內容，十幾年的時間里已經修訂至第五版。200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是英文第三版的中譯本，2014年又推出了第五版的中譯本。對照這兩個版本，讀者會發現很多變動，如對古代中國的官僚體系、哥倫布交換、冷戰等問題的探討，或者增添了史料說明，或者加強了觀點分析，或者改變了理解問題的角度；列出的參考文獻保留了這一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不斷添加新的有影響力的歷史著作；根據新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每一部分進行重新總結，反映了歷史學發展的時代特征。據了解，盡管杰里·本特利已經病逝，但他的合著者赫伯特·齊格勒將會把該書的修訂工作繼續下去，力爭要以最新的史料反映世界歷史的發展。

這些做法為《新全球史》的“新”字賦予了新的內涵，也為國內世界史教學提供了借鑒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