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與“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迷途

另外，倡導“民主是現代國家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倡導“民主是個好東西”，忽視了另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中國不是沒有民主，中國有民主！“民主是現代國家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言外之意，都是指中國沒有這種“民主”，只要移植了這種“民主”，中國就能怎么怎么樣了。事實上，中國的民主實踐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了，如果我們今天的思維還停留在移植的階段，則無異于將百年來中國人的探索和努力棄之不顧。毋庸諱言，中國的民主尚需發展和完善，但是，完善之道，首先應該認真對待我們當下的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在已有的制度上進行改革和創新。

為了說明移植西方民主選舉的好處，趙鼎新教授還說，“民主還大大提升了一個國家的對外合法性”(第23頁)，“并大大提高該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地位”(第15頁)?！懊裰鳌笨梢蕴岣邍H地位這種說法，只要看一看俄羅斯的例子，就知道所言極謬。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從軟實力來說，不是你跟著別人搞全民選舉別人就更加尊敬你，而是要看你對自己的政治文化有沒有自信。這個自信不是憑空得來，更不是邯鄲學步，而是老老實實建設自己的核心價值以及政治文化。

趙鼎新教授看起來對于中國的政治文化是缺乏自信的，他對中國古代和當代都發揮重要作用的“政績合法性”進行了抨擊，但是，這些抨擊并沒有說服力。他對“政績”的理解局限于經濟發展，并斷言，“沒有哪一個經濟體能夠承受得了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而“如果政府不能夠滿足大眾的期望，那么政府和政權都將陷入危機之中”(第59頁)。這一判斷未免把“大眾的期望”想象得太高，把政府的能力想象得太低，把中國人民都想象成沖動易怒的暴民了。

所謂的“政績”，不應該單指經濟發展。在過去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幾十年里，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滿足大眾的期望”，而伴隨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諸多問題，可以說遠遠不能“滿足大眾的期望”。但是，“政府和政權”并沒有陷入危機，而是如作者所說，“目前，中國政府依然享有高度的政績合法性”。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雖然會減慢，但是這并不一定會導致“政府和政權陷入危機”。相反，政府可以騰出精力來對付大眾深惡痛絕的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等問題，創造新的“政績”。

中國歷史上“政績合法性”的實踐經驗表明，當“政府和政權陷入危機”的時候，往往是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時候，“政績合法性”并不像作者所想象的那么脆弱。假若真的出現民不聊生，“政績合法性”自然是不管用，但是這種情況下，民主選舉恐怕也不管用。和趙鼎新教授單純地以“合法性”為目的不同的是，“政績合法性”本身不是以“合法性”為目的，它反映的是儒家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和傳統。

趙鼎新教授對合法性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基于韋伯的定義，韋伯說，“合法性就是人們對享有權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認和對其命令的服從”([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8頁)。韋伯的合法性概念有一個很大的弊端，即“韋伯的事實與價值二分法過于強調事實世界，而對應當性這類價值問題加以否定”(張海清：《自然權利·政治正當性·憲政——西方憲政民主政體的理念脈絡探析》，《開放時代》2010年第5期)，這個弊端在西方已經遭到過施特勞斯、哈貝馬斯等諸多學者的批判。英國學者戴維·比瑟姆也批評說，“韋伯的定義不僅曲解了合法性的本質；并且他還提出了一種誤導性的研究權力之合法性的方法”([英]比瑟姆：《通往社會科學的合法性概念》，載《清華法治論衡》第2輯，第104頁)。與之相應，趙鼎新教授把民主當做了獲取“合法性”的工具，這完全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態度?！昂戏ㄐ浴辈粦撌敲裰鞯哪康?，即使民主可以帶來“合法性”，那“合法性”也只能是民主的附屬品而已，不是實行民主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