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感召力：撬動心靈的力量從哪里來

再探感召力：撬動心靈的力量從哪里來

——第38集團軍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聞調查

■本報記者　費士廷　李建文　武元晉

85年前，福建上杭古田，毛澤東伏案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時，鄭重寫下“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

85年來，思想政治教育伴隨著我軍成長、壯大，激勵將士，凝聚力量，成為我軍的政治優勢和“看家本領”。

時代在變，人在變，使命在變。今天，思想政治教育所處的環境發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怎樣傳承光榮傳統，讓思想政治工作充滿時代性和感召力？記者深入第38集團軍調查采訪。

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抓活思想。教育要走出接地氣不夠、聯系實際不緊的現實困境，往深里想、深里做，必須最大限度貼近官兵、貼近實際——

撬動心靈，要善于調查研究發現真問題

這是一個看似平常、卻值得深思的故事。

大學生士兵樊首品有段時間情緒低落，訓練沒精神，有時還壓床板。連隊干部覺得他是體質弱，怕苦怕累，根子是報國強軍的意識淡薄。

連隊就此組織了一次專題教育。沒想到，卻引來了樊首品的質問：我是碩士研究生畢業，要找份體面的工作并不難。如果我不是想報國，我來軍營干什么！如果我怕苦怕累，我在地方過舒適日子就行了，還來訓練場干什么！一連串的質問，讓連隊干部有些措手不及。

事后，樊首品頗為委屈地說：“是人，誰沒有個曲曲折折。”原來，他相戀多年的女友分手了，這種事他怎能說出口。

教育沒找對“病根”，想當然地樹一個靶子，撬動心靈自然無從談起。

如今，樊首品已經退伍返鄉，但他的一句感慨至今令教育者警醒：“有時，參加教育是一種煎熬。”這位高學歷戰士的感慨也許有些偏激，卻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著接地氣不夠、聯系實際不緊的現實問題。

從調研情況看，類似的現象并不少見：有的搞教育忽視調查研究，一廂情愿坐在辦公室里設問題、樹靶子，人為設置偽問題甚至假問題；有的教育囫圇吞棗，一人感冒、大家吃藥；有的把背記多少題、記多少筆記作為衡量工作成效的標準，檢查工作只看時間落實沒有，不注重看效果怎樣、行動怎樣，形式上轟轟烈烈，效果卻差強人意。

我軍能夠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有優勢。我們不禁要問：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什么會出現了這些問題？

集團軍政委鄒運明說：“歸根結底是開展教育的動因和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偏差，有的單純地為完成任務、落實計劃去搞教育，為教育而教育，把精力過多放在出材料、出經驗上，搞自我服務、自我評價、自我循環。”

思想政治教育是為解決問題而存在的，針對現實問題發揮引領人激勵人塑造人的功能，是教育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所在。85年前，古田會議之所以能提出一整套教育理念、對策和措施，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直面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錯誤思想，實事求是地回答了一系列時代課題：要不要堅持黨對紅軍的領導、怎樣領導？紅軍向哪里發展、怎樣發展？紅軍完成什么任務、怎樣完成？

回望古田，歷史已經昭示：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接地氣不夠、聯系實際不緊”這一現實困境，必須奔著現實問題和活思想去，想方設法發現官兵的真實思想問題。

人的思想千變萬化、千差萬別，要發現真問題并不容易！今天的社會環境從封閉到高度開放，官兵結構從相對單一到日益多元，官兵之間的隔閡多了，距離遠了，基層官兵經歷復雜多樣，思想多元易變，思想隱蔽性明顯增強。調研中，有些基層帶兵人說：“不少戰士有了困惑，遇到難題，寧愿找老鄉同學甚至網友傾訴，也不愿意對我們講。”還有干部感嘆：“有的戰士接觸面廣，信息渠道多，思想變化快，有時探一次家變一個樣，上一次網一個想法，接個電話又一個念頭。”

那么，活思想究竟該怎樣抓？真問題到底該怎樣找？在一次次座談中，部隊官兵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中開出了這樣的“藥方”：

他們說，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

“搞好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牢固確立為解決問題而開展教育的思想。”某團政委張艷陽說，只有如此，才能自覺以艱苦深入的作風發現問題，以望聞問切的方法分析問題，以鍥而不舍的精神解決問題，讓教育回歸到它的本身使命上來。

“搞教育貴在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某裝甲師司令部直工科長劉勇說，要堅持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不能搞無病呻吟；要堅持誰有問題就解決誰的問題，不能搞一鍋藥湯大家喝，一劑藥方大家吃；要堅持問題到什么程度講到什么程度，既不能扣帽子、貼標簽，也不回避、繞道走。

他們說，要眼睛向下，扎扎實實搞好調查研究。

重訪古田，在新泉“望云草堂”簡樸的小廳里，兩張并合在一起的四方桌上放著一個瓦茶壺、十幾個粗碗。當年，為調研紅四軍官兵的真實思想情況，毛澤東在這里召開了紅四軍大隊長、支隊長、支隊黨代表、士兵等一個又一個調查會，為古田會議成功召開做了充分準備。

“教育面對問題來自基層，發現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要像老一輩革命家那樣，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集團軍宣傳處長郭創立說，“教育實施之前，要把扎實深入的調查研究作為首要工作，要有滿腔熱情，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而不是蜻蜓點水，簡單問幾句，發一張調查表了事。”

他們說，要善于從基層官兵利益需求中把握思想脈搏。

重溫《古田會議決議》，我們不難發現，類似“堅決廢止肉刑”“廢止辱罵”等注意貼近人的利益和訴求做教育感化工作的規定，比比皆是。

回顧黨的歷史，從“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所有成功的宣傳教育，都離不開利益這支“看不見的手”。

時代在變，教育的起點和落腳點沒變。某師政委武景潤說：“當前，像吃穿住行等與官兵緊密相連的利益問題，早已不再成為問題，但是，在事關進退去留、成長成才等利益關系調整及利益訴求引發的思想和心理波動，仍然是官兵現實問題和活思想的主要內容。只要善于從利益動因上著手，就能發現官兵的真實思想問題。”

教育面對的問題在基層，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在基層。讓教育說到官兵心坎里，激起官兵思想共鳴，就要順應青年官兵認知方式和行為特點創新方法手段——

撬動心靈，要在與時代同行中探索真辦法

采訪基層干部，他們幾乎都有一個相同的感嘆：搞教育難。

今年正逢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指導員張健結合甲午戰爭給連隊上一堂教育課。當他講到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頤和園時，曾經是河南師范大學歷史專業本科畢業生的新兵王斯當即站出來：“指導員，你講的數據不對！”接著，王斯把慈禧當年做壽修了哪些工程、前后花費多少銀兩，講得有根有據，有些史實張健都是頭一次聽說。

指導員陳霄說，以往，指導員拿一本《心靈雞湯》就能上一堂很好的教育課。現在不行了，你給戰士講名人勵志的故事，戰士立刻問你是否知道名人的父親是誰？隨后，他能講許多令你想不到的東西。

兩位指導員遇到的問題，正是當前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境況：隨著時代的變化，被教育者的思維、眼界、知識儲備正發生急劇變化，傳統的教育方式方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

先看教育對象。據某團對2004年至2013年新兵的追蹤調查：獨生子女比例由16％上升到62％；大學生士兵具有3年以上社會經歷由18％上升到60％；對軍營硬件設施滿意度由80％下降到50％。該團今年入伍的300多名新兵中，大學生士兵占到21％。入伍前，他們大多是“電腦控”“微博控”“手機控”，除了睡覺，基本上電子產品不離手……基層官兵之間經歷、經驗、知識、年齡等“倒掛”現象已客觀存在。

再看教育手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官兵們上教育課，“廣闊天地是課堂，煤油燈下抄書忙”；八九十年代，“一塊黑板一支筆，拿著教案念到底”；進入21世紀，“電腦成為新幫手，眼神隨著課件走”。

當前，互聯網正以幾何級速度飛速發展，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和4G時代已悄然到來，社會正由封閉闊步邁向信息化。

人們不禁要問：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被教育者面前，思想政治教育該何去何從？我們的教育應該采取什么方式方法？

85年前，面對紅四軍黨內單純軍事觀點、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挑戰，古田會議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一整套教育理念、對策和措施。比如，規定了黨員教育10種材料、18種方法，提出了著名的10大教授法；明確了士兵政治訓練的19項學習材料和上政治課、早晚點名說話等6種教育方法，開創了我軍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的先河。

今天，我們的辦法從哪里來？

要尊重官兵的主體地位，發揮基層官兵創造力，堅持從形象生動具體可感進入，接地氣、有兵味。

教育面對的問題在基層，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在基層。記者一路調研，部隊教育者的種種探索讓人耳目一新。

某團榴炮一連指導員侯立陽回吉林老家探親休假，帶回一張河北保定地圖。看到地圖，家人沒仔細看，就忙著在圖上找自己的家。侯立陽用這次探家經歷啟示新戰士：每個人情況各有不同，要實事求是設立自己目標，別拿別人的地圖找自己的路。

上士張志高剛入伍時體能考核墊底，被編入了炊事班，一度心灰意冷。令張志高意外的是，連隊干部骨干并沒有批評他，而是給他出了兩道計算題：0.99的365次方等于幾、1.01的365次方等于幾。張志高告訴記者：“第一題答案是0.03，第二題答案是37.8。365次方代表一年的365天，1代表每一天的努力，1.01表示每天多做0.01，0.99代表每天少做0.01。365天后，一個增長到37.8，一個減少到0.03，這則公式告訴了我努力的意義。”

從此，揉面、甩面，成了張志高練習手臂力量的運動操；練習深蹲，他背著背囊、腿綁10公斤重沙袋……第二年，團里組織軍事比武，張志高作為唯一報名參賽的炊事兵，以59個引體向上的成績打破全團記錄。后來，張志高進了戰斗班，當了班長，在集團軍、師、團各級比武中斬獲了20多項冠軍。

某師副政委陶泳說，隨著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微交流”方式的流行，最好的教育不見得就是精心準備的一堂課，它也許是特定時機和環境下的一句鼓勵、一條微信、一次交流，甚至是欣賞一部微電影、微視頻。

某師政治部宣傳科長許建輝說，隨著以“把力量聯合起來，給其中的每一個成員使用”為思想的云計算時代的到來，可以設法構建一個到達每個單位甚至個體的高速、高品質城域網絡，形成一個互動共享的教育大平臺，實現個體與個體、單位與單位之間的即時交互和交流。

某防空團副政委陳國良說，在一個人人即媒體、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網絡時代，應鼓勵官兵在政工網上當版主、寫博客，開論壇、記兵事，用自己的“麥克風”表達自己的聲音，人人說、人人聽，基層官兵不再是教育的旁觀者，人人都是參與者和傳播者。

辦法要實要管用，歸根到底還要依法施教。幾乎所有施教者都說，《思想政治教育大綱》從組織實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規律上，規定了計劃、準備、授課、活動、討論、總結等六個環節，總結出了課堂教育灌輸、群眾自我教育、隨機教育啟發、典型激勵警示、儀式慶典激勵等13種方法，是實施教育的基本依據，只要堅持虛功實做，久久為功，科學抓、抓到位，就能抓出成效。

教育的感召力首先來自真情的感染力。教育撥動官兵心弦，必須學會運用情感提升教育效果——

撬動心靈，要面對面心貼心投入真感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士范洪川，至今仍然無法忘記11年前的那堂課。

“那是我新兵下連第一課。當時，我們都坐在連隊俱樂部里，指導員鄧東平什么也沒拿就走了進來。他講課的主題，是‘我們紅二連的兵應該有個兵樣’。先說到戰爭年代連隊是怎么打仗的。當年，連隊攻打無名高地時，老連長一聲吼，手榴彈一炸，把敵人打得稀里嘩啦。他很投入，講得激情四射，把我們的心都抓住了。后來，他又講到訓練尖子張小兵怎么成長，生病后班長怎樣幫他熬藥，退伍時又如何舍不得走，倆人在屋里抱頭痛哭，指導員邊講邊流淚……聽了他的課，我就覺得這個連隊不賴，發誓要好好干。”

11年前的一堂課，授課者靠真情打動了范洪川，也激勵了范洪川。范洪川當班長10年，帶出了近百名骨干，現在連隊9個班長，7個曾是他帶的兵。

教育的感召力，首先來自真情的感染力。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說，如果把教育比作一道菜，技巧只是其中的花椒大料，而真情則是提攝百味的鹽。

從調研情況看，教育者缺乏感情投入，忘了撒放真情這味“鹽”，是教育缺乏成效的原因之一。

采訪中，基層官兵反映說，有的上教育課精力不集中，心不在焉；有的課清淡如水，沒有一絲情感流露；有的教育者居高臨下，動輒就是要注意一、二、三，我講你聽；有的處處以領導、老師自居，自己永遠是對的，教育別人是天經地義；有的自說自話，只講自己的理，不顧官兵的情，只說自己的話，不想官兵的苦。以至于有的戰士講，現在一些指導員講課是：想聽的聽不到，不想聽的一大套，講的不是我想要的，不如回去睡會兒覺。還有的教育者搞一些假大空的東西，甚至忽悠人、糊弄人。

個別談話“須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誠懇的態度和他說話”；對傷病員“注意不充分”“不理問”；“官長，特別是和士兵接近的連上官長，應當隨時看視傷病兵，晚上替他們蓋被窩”……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王忠明在院校時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史，每次重溫《古田會議決議》中這些字句，眼睛都有些濕潤：85年前，黨的領導人早已告訴我們增強教育感召力的方法——解決好對官兵的感情和態度問題。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某裝甲師一位機關干部被確定轉業后，思想上想不通，不愿走。師政治部主任王德利把這名干部請到自己的辦公室，真誠地詢問他的難處，認可他為部隊所作的貢獻，像大哥一樣給他講今后的路應該怎樣走。中午，與他一起在辦公室吃盒飯。兩個小時后，這名干部終于跨過了“轉業”這道坎。

人都有情感的需要，教育者心懷至誠關愛，教育就能凝聚兵心，獲得共鳴和回應。某裝甲團一營教導員劉德平對戰士特別關心，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怎么辦？戰士李博剛下連時經常生病，醫生說吃牛肉補補，他當即讓家屬買來牛肉給戰士吃。別人說，那樣管用嗎？劉德平說，管不管用我不知道，我知道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醫生說吃牛肉，家長一定會去買。官兵們說，劉教導員講課特真誠，就像拉家常，我們都覺得與他距離特別近，特別親，愿意聽他的。

撫今追昔。從古田一路走來，時代環境的變化，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是深刻的、持久的，跟進中有滯后，適應中有不適應。記者相信，只要全軍思想政治工作者堅定信心，孜孜以求，在適應環境變遷中有所作為、有所必為，勝利之師的“精神密碼”就會永遠掌握在我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