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戰略的歷史文化淵源

古代日本的海外擴張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國家方針。自大和國于4世紀末、5世紀初統一日本開始，即踐行“掩八纮而為宇”的擴張計劃。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說。4世紀末，倭王侵犯朝鮮，渡海攻破百濟、新羅城池，并擄掠奴隸、布帛，后被擊敗，退回日本。

7世紀日本派兵介入朝鮮三國（高麗、新羅、百濟）政爭，被唐朝與百濟聯軍重創，此為中日間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見《舊唐書·劉仁軌傳》）。

16世紀末，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戰國紛爭，立即向外擴張，先是迫使朝鮮、菲律賓、臺灣琉球前來朝貢，進而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為征服中國的跳板。1577年，豐臣秀吉向其主公織田信長進言：“君欲賞臣功，愿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于明，庶幾倚君靈威，席卷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賴山陽：《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實際統治者的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宣稱：“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編，吉川弘文館1964年版）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慶長二年）豐臣秀吉兩度派遣大軍渡海，于釜山登陸，曾占領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都，劍指明朝，甚至宣稱要遷都明朝京師北京，由日本天皇統治“明國”。因中朝聯軍在陸戰和海戰中擊敗日軍，豐臣秀吉鎩羽而歸，一蹶不振，然其“必圖朝鮮、窺視中華”的擴張侈念對近代日本產生久遠影響。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啟之際，日本刊行《日清戰爭實記》，連載坪谷水哉的《豐公朝鮮軍記》（“豐公”指豐臣秀吉），該記的序文云：“我帝國開辟以來，堂堂六師境外從事征討，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韓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間，凡30余次，然征討三韓之地，即今之所謂朝鮮半島者，更深入中國本土與之交兵”。“文錄、慶長間，出兵朝鮮前后兩次，為時達七年之久，二十萬貔貅蹂躪八道之野，幾番與明韓聯軍鏖殺，耀日軍威武之輝于異域，永絕鄰邦覬覦之念，揚國威，張國權，功莫大焉。是豐太閣雄才偉略所致，流澤后世之民多矣……溫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國民敵愾之氣。”

江戶幕府時期“日本中心主義”發酵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戶幕府（1603—1867）。因國力所限，又為了禁止“異教”“異學”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兩百余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為宇”的訴求未曾消弭，封建領主仍懷“德化宇內”之想，且于內斂間，令“日本中心主義”精神發酵。

江戶幕府初期，儒學家、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漢文歷史書《中朝事實》，稱日本為“中華”“中朝”，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統起源，揚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經完美實現。其思想對幕末明治間勤王武士影響很大，也為近代日本軍人所服膺，如日俄戰爭日本陸軍主將乃木希典（1849—1912）喜讀《中朝事實》，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殺以殉，所留遺書引《中朝事實》之語，告誡自己的弟子、皇太孫裕仁（即后來發動侵華戰爭的昭和天皇）。

江戶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1669—1726）、賀茂真淵（1697—1769）、本居宣長（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力主清除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江戶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儒學家、國學家和洋學家從不同角度競相探討挽救民族危機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內混同秘策》，首句稱：“皇大御國（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仆。……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混同秘策》，瀧本誠一：《佐藤信淵家學全集》，巖波書店1926年版）

佐藤說：“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皇國征伐支那，如節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其計劃為：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他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在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20萬人，然后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直撲江南，以南京為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圖東南亞、印度。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