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海納百川彰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福建文化特質

孫紹振

人民網福州5月9日電（記者 吳海虹 林榕/文 鐘漢全/圖）“福建精神中的‘海納百川’不能簡單地說是海洋文化，她是具有包容性的，并且非常開放，總的來說是一種刻苦的冒險精神。”昨日，著名作家、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福建師大中文系教授孫紹振對本網記者講述了他眼中的“海納百川”。

孫紹振認為“海納百川”的文化背景頗具特點，其中各要素既相互融合，體現了福建人“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寬闊胸襟，又各有不同，在差異的碰撞中迸發紛呈異彩。

祖籍在福建長樂的孫紹振，自小卻生長在上海，隨后赴京求學。尤其是北京求學的經歷，讓他全面受到首都文化的熏陶，吸收著當時福建地區所不具備的先進知識。正是緣于此類不同于福建本地人的成長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使得孫紹振擁有一種類似“旁觀者”的冷靜眼光，從而能夠更為從容客觀地品讀“福建精神”這盤棋局的奧妙。

“海納百川”極具閩特色，比較之中更顯開闊

孫紹振認為，與上海、山東、廣東相比，福建很有特點。福建是一個沿海省份，但福建人是從中原地區遷徙而來的，它的文化與中國傳統的長安、洛陽文化有一脈相承之處。落腳于沿海的福建人民經過長年的積累，演化出了氣勢開闊的閩文化：它有一種往外沖、向外發展的傾向，似乎既有中原文化與生俱來的厚重感，又具有毫不畏懼大海狂風巨浪的沖勁。

“展開講，上海的移民多來自江蘇北部，蘇北移民作為苦力逃荒至上海，還有一部分人來自寧波一帶，他們聚集了一定的資本，在上海成立洋行，跟西方資本主義相結合，另外一部分是無錫的民族資本家，也就是三個幫，寧波幫、無錫幫、蘇北幫，共同構成了上海文化的特點——底層勞動人民居多的江北幫帶來了刻苦精神，寧波幫和無錫幫則帶來資金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經營管理模式，它是一種更為先進前衛的文化思潮，這也促使上海成為中國最初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中心。上海具有兩種文化特點，一種來自于上海的無產階級，也就是工人，另一種是上海的資產階級，即洋行買辦。”

“而生于民生凋敝之地的山東人因為破產，從晚清末年開始往外發展，也就是闖關東。東北土地遼闊、土壤肥沃，加上山東人自身具備吃苦耐勞的品質，使他們得以在自然環境相對嚴峻的東北扎根。但與福建居民向海外發展所不同的是，山東人闖關東屬于向陸地空間擴張。”

福建人的向外發程度展與廣東人不相上下。不安于現狀的冒險精神，使福建人的蹤跡遍布全球各地。以美國為例，在紐約唐人街充斥耳鼓的幾乎都是閩方言，而舊金山唐人街則是滿街粵語此起彼伏，這又構成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同樣是來自中國的華人勢力，福建和廣東看似相仿，實則大有不同。

“簡單地拿方言來講，廣東人的方言自豪感是異常強烈的，非粵語不說。而福建人除了閩南、閩東及其他閩方言，幾乎都有能力且愿意操持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孫紹振如是說，“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廣東人過于強烈的方言自豪感，從某種程度上反而使其在接納外來事物方面顯得封閉。”他曾在散文《歸化泉州》中提到過一個他親身經歷的小故事，由于不會講粵語，他在廣州連買一個普通保溫瓶都異常艱難，面對廣東式“語言歧視”的巨大壓力，這位來自首都的大學教授，即使具備“舌頭可以卷成三個圈”的本領，也難逃與“冰山”售貨員僵持不下的命運，費了好大力氣才搞定區區一個保溫瓶。

“這是與外部相比，就福建內部而言也不盡相同，大體上可歸結為四個字‘和而不同’。”孫紹振將福建人分為閩南人、福州人、莆田人和客家人四部分，這四種人的性格、文化特點既相互區別，又有所交集，共同組成了福建精神的“海納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