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續強調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1989年9月16日，江澤民在當總書記伊始，就提出要認真消除社會分配不公現象，提出：“以平等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公平要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制約。在不同發展階段，社會公平的內涵也會不同。衡量社會公平的標準必須看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里，廣大群眾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分配的主要原則是按勞分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實行了一項政策，即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帶動全國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實行這一政策，能力和貢獻不同的人的收入會拉開差距，在致富的道路上會有先有后，這是公平的。一般來說，由于人的能力和貢獻上的差別是有限的，實行按勞分配不可能導致貧富懸殊。而平均主義反對拉開差距，這是分配不公的一種表現。” 他還指出：“我們要堅決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嚴厲取締非法收入。從長遠看，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還要逐步建立富有彈性的就業制度，使勞動者在競爭中獲得大致均等的機遇。與此相適應，必須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但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

1989年9月29日，江澤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如果不進行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國變成光明的中國。如果新中國建立以后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不可能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不可能逐步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堅持社會主義，而是像有人主張的那樣退回去走資本主義道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只能意味著中國各族人民再度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總之，正如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