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監管是個系統工程，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就容易前功盡棄，只要有一個部門不努力就有空子可鉆，這就得有人來把總關、負總責，“一把手”顯然是最被寄予厚望的人選。但是，“一把手”負總責的事情不少，同樣是政績考核的內容也不少，比如安全生產，在一些地方卻曝光了“多省出現礦難瞞報現象”這樣令人尷尬的新聞；比如節能減排，一些地方卻強行拉閘限電，制造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盡管“納入政績考核”屢屢被視為“殺手锏”，但實際結果會不會與初衷背道而馳，誰也不能寫包單。歸根結底，“納入政績考核”仍是上級領導在考核，社會公眾對于考核模式、考核程序以及各種考核細節，都無法得知，無從參與。在我國“會議中落實、數字中發展”的傳統行政模式中，考核有時淪為形式主義，也就不難理解了。雖然不排除囿于上級意志的考核是必要的，但最終的效果終究不如一場真正發揮民意的考核更直接、更有效，尤其在食品安全這種關乎千家萬戶的重大民生問題上。

應當承認，“一把手”負責可以把原來分散在各個部門的監管權力集中起來，變多頭管理為集中管理，將十幾條“槍”換成一門“炮”，因為官員存在倒逼壓力。但是，食品是一個流通的過程，從生產、加工、包裝、運輸，直到銷售，這往往是橫跨幾個行政區域的事情，萬一發生了食品安全問題，會不會從如今各部門間的互相推諉演變為一把手之間的相互卸責？在民意對官員考核內容與方法失語、官員只需對上負責的前提下，食品安全的政績考核會不會也上演瞞報、作假的戲碼，值得警惕。納入政績考核體系是一個硬手段，卻也不是靈丹妙藥，關鍵就在于如何用好這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