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新加坡華僑葉玉堆（同安縣人）、周獻瑞（南安縣人）、陳六使（同安縣人）、陳延謙（同安縣人）、李俊永（永春縣人）、李光前（南安縣人）等人立即趕至怡和軒俱樂部找陳嘉庚先生，請他出來領導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僑抗日救亡運動。是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召開僑民大會，成立“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委員會”，公推陳嘉庚任主席，委員32名，福建籍華僑胡14名。為號召僑胞們捐款支持祖國抗日戰爭，葉玉堆、李光前各帶頭認捐10萬元，周獻瑞等各認捐1萬元，為之提倡。菲律賓的中華總商會和各華僑團體也于7月16日召開緊急會議聯合組成“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推 選時任菲律賓中華總商會會長的晉江縣華僑李清泉任主席。

1938年，菲律賓僑領李清泉和印度尼西亞僑領莊西言（漳州市南靖縣人）先后函請陳嘉庚組織南洋“籌賑總機關”，領導東南亞各國華僑募款等抗日救國運動，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來電促成。陳嘉庚乃于是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開南洋各屬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代表大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總會”（簡稱“南洋總會”）。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有很多是福建籍華僑，如泉州市的陳三多、王泉笙、許友超（以上系菲律賓華僑）、周獻瑞、侯西反、李光前、劉玉水、黃重吉（以上系馬來亞和新加坡華僑）、洪淵源、白辰恭（以上系印度尼西亞華僑）、黃慶昌[金門縣的沙（月+勞）越華僑]和香港的鄭玉書；漳州市的莊西言（印度尼西亞華僑）、李振殿（新加坡華僑）、莊友成[沙（月+勞）越華僑]；廈門市的陳嘉庚、陳延謙、何葆仁、王景成（以上系馬來亞和新加坡華僑）、李文珍、陳步墀（以上系緬甸華僑）；福州市的葉立庚（印度尼西亞華僑）、劉家洙[沙（月+勞）越華僑]；莆田市的涂耐冰[沙（月+勞）越華僑]；龍巖市的王源興（印度尼西亞華僑）……等等。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陳嘉庚被選為“南僑總會”主席，莊西言、李清泉為副主席。正、副主席3人，都是福建籍華僑。1940年3月，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勞考察團”回國慰勞抗戰軍民和考察。其間，陳嘉庚與“南洋總會”常務委員侯西反（南安縣人）、秘書李鐵民（永春縣人）于5月31日到延安訪問39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朱德總司令親切會見他們。陳嘉庚等在延安參觀訪問，受到很大啟發，“喜慰莫可言喻，有如拔云霧而見青天”。正如陳嘉庚后來在其所著的《南洋回憶錄》序言上所寫：“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從而斷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這是陳嘉庚政治上重大轉折。

由于“南僑總會”的積極發動和廣大僑胞抗日救國熱情空前高漲，籌募了大量捐款和醫藥等物資寄回國內，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成績輝煌，功不可泯。據“南洋總會”編纂的《大戰與南僑》一書（新加坡版）累計，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南洋總會”寄回國內的捐款達國幣4億元，其中菲律賓華僑原來認捐國幣1300萬元，實際捐給1488萬元，超過其原來認捐的數字。陳嘉庚在其所著的《南料回憶錄》說：若以個人比較（即按東南亞各國華僑人口平均相比較——引者注），其數目為南洋冠。在菲律賓華僑捐款中，福建省籍華僑的捐款占90%多，又是菲律賓華僑之冠。在菲律賓的福建籍華僑捐款中，泉州籍華僑的捐款，又是福建籍華僑之冠。

1940年10月27日，菲律賓僑領、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主席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病逝前，他又囑其家屬將其遺產中的10萬美元，捐獻給祖國，作為撫養難童之用，被譽為是一位“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和“至死不忘救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