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戰略部署

1944年5月26、27日，日軍第十一軍各部隊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國軍發起攻勢，揭開湖南會戰之序幕。

會戰伊始，重慶軍事委員會內部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存有分歧，主要有兩派主張：一派認為粵漢路勢必失守，不如主動放棄，退守湘桂路，在湘桂邊區或廣西桂林與日軍展開決戰；另一派則主張在粵漢路沿線及兩翼組織抵抗，以狙擊日軍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為代表，后者以軍令部長徐永昌為代表。

28日，重慶軍事委員會舉行最高幕僚會議，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會上報告鄂南敵情，認為“此番最顯著之跡象，敵軍質的方面雖不見甚精良，而量則普遍俱有增加，中國戰場（除滇西、滇南外）現約有敵軍34個師團，為武漢會戰以后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戰場戰役觀之，我指揮與戰斗能力均見減低，此層至堪憂慮。”蔣介石對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認同。次日，軍委會最高幕僚會議繼續討論湘鄂戰局。據徐永昌日記，與會諸人“咸認粵漢線勢且必失，多主張于湘桂線準備，并以北戰場反攻為不可能，與其徒作犧牲，不若抽撤整理”。徐永昌獨排眾議，認為湘桂路地形易攻難守，應先于粵漢路部署抵抗和苦斗；北戰場方面，仍須積極反攻，否則節節敗退，抗戰前途實堪憂慮。徐永昌日記載：“余氣極發言，諸人皆無語。”

軍事委員會最高幕僚會議的與會人員包括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各部部長（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后勤部等）、侍從室主任、海軍總司令、航空委員會主任、軍法執行總監、軍事參議院院長等。他們大多主張放棄粵漢線的抵抗，顯然已對粵漢線的倉促防守失去信心。退守湘桂路，可贏得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在此期間從各方調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組織決戰，或有制勝的希望；鄂北與廣西桂林相距約七百公里，對攻者來說，如同橡皮帶一樣，拉得愈長，就愈薄弱，超過了極限，就可能繃折。退至廣西境內與日軍決戰就有這樣的優勢。白崇禧力持這一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