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流動人群已不再是昨天的農村流動人群，“新人換舊人”，新的一代已經成長為農村流動人群的主力：他們“新”在年輕，“新”在沒有務農經歷，“新”在對城市生活更強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負擔。

面對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我們的一些城市仍然“我自巋然不動”，無動于衷，甚至有個別城市還想著法子，拆遷“城中村”，讓流動人群無容身之地，從而企圖變相地迫使他們離開。我們仍然看不到農村流動人群如何分享城市發展、繁榮的成果。不少城市并沒有把農村流動人群作為中低收入者看待，低保、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這些為城市中低收入者設計的福利政策都沒有他們的份兒。

盡管國務院曾專門為農民工發過文件，要求流入地政府解決農村流動人群子女的上學問題，但是不少城市的教育部門仍不能解決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問題。

新一代農村流動人群一方面想永久地離開農村，不愿返回農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沒有“家”的感覺，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鑰匙。城市對他們構筑起一道道屏障。一些城市想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改造“城中村”，讓農村流動人群沒有了就業機會和安身之所，從而讓他們自動離開。事實上這只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只要仍然存在城鄉二元差別和地區差別，那么城市的繁榮就會吸引農村流動人群向城市流動。如果一個城市如此無情地對待為其繁榮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村流動人群，那么農村流動人群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回報”它呢？它又將怎樣實現和諧呢？和諧社會何以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