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證實，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楊一民，裁判委員會原主任張建強，因操縱足球比賽涉嫌收受賄賂犯罪，經檢察機關批準，予以依法逮捕。足管中心主任韋迪坦言：“作為行業領導者，南勇等人犯法讓我們足球人深感痛心。但既然他們觸犯了法律，那么就該承擔法律責任”(3月2日《京華時報》)。

作為此次中國足球“打假反賭”的重頭戲，南勇等人的“落馬”開創了足球界高官因受賄舞弊犯罪而被逮捕的先例，也再度傳遞出當局依法治“球”的決心與信念。與以往抓住幾個裁判和普通球員相比，南勇等足壇核心人物的被捕，毫無疑問帶給公眾更強烈的震懾，其對于中國足球打擊假球黑哨、肅清腐敗污濁的意義也更大更深。

當然，被捕并不意味著最終的定罪處刑。從嚴格的法治規則來講，南勇等人尚未成為中國足球的“罪人”，其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以及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還需要等待司法的最終認定。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該案司法進程的關注，尤其是對南勇等人接下來會受到何種法律制裁，無疑更加令人矚目。

從法律上分析，刑法對于同種犯罪行為的定罪與量刑，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行為人身份的影響。我們知道，由于中國足球管理體制上的原因，南勇等人在案發前同時具有國家工作人員和民間團體工作人員兩種身份，而這兩種身份的受賄行為在刑法中的量刑卻存在重大差異，前者最高刑可達死刑，而后者最高刑只有五年有期徒刑。以南勇為例，其所涉嫌的受賄犯罪，究竟是以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正局級)的身份，還是以足協原副主席的身份，不同的司法認定在量刑后果上就具有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