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以下簡稱《廉政準則》)，替代了1997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對領導干部從政行為八大不良方面進行“禁止”;在八個不同的方面下，又具體詳細列出52種“不準”的行為，增加了禁止黨員領導干部干預房地產等領域的經濟事務以及家庭生活方面大辦婚喪喜慶事宜等規定。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中國的腐敗治理關鍵在于體制治理。這種體制治理，是一種以制度化建設為基本標志的反腐敗治理。應該說，《廉政準則》經過了相當長階段的醞釀、試行和增訂，經受了時間和實施的雙重考驗，是黨中央體制治理腐敗思想的具體實現。毋庸置疑，我們對新《廉政準則》充滿了期待。

首先，《廉政準則》的首要特征是“轉正”了。由過去的試行性質轉為正式的黨規黨法，這本身就是一種突破。近代法律思想強調，對于社會的各個領域，法律通過制定而運行是優于將法律自身進行完善的首要因素。膾炙人口的“約法三章”的故事就說明了這一點，正是因為劉邦通過與老百姓進行簡明而必要的三章約法才取得了穩定關中的成效。腐敗治理，屬于國家社會制度化治理的領域，在制度方面由試行而“轉正”，必將大大提高《廉政準則》的規范程度和公信程度。過去的試行準則雖然也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但畢竟是“試行”，而“試行”的東西無論從心理還是實踐上看，大概都是能具有回旋余地的。正式的準則則不同，從條文上看，《廉政準則》從總則到分章論述，尤其是將八個方面的準則進一步列為52種具體的“不準”，有主線，成系統，內涵大大豐富，原來的試行準則是無法與其比肩的。這樣，在具體的實踐中，《廉政準則》必然會時時起到一種提醒的標示性警戒作用，在此基礎上成為黨以制度治理腐敗的有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