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恐怕扛不起重任

“今年沒什么大的打算，還是還貸吧。”在談及2010年將有什么樣的消費打算時，在石家莊一家廣告公司供職的小沈毫不避諱的告訴記者，他一個月2400元的工資，要有一半用來還房貸，“剩下了需要保證我和女朋友的生活，她的工資則要攢下來裝修。”

而沒有房貸壓力的市民侯女士也并沒有覺得自己的錢袋子很寬松，“孩子的花銷太大了，我們還需要贍養雙方的老人，用來自己消費的錢沒有多少了。”一般情況下，夫妻二人每個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除去孩子和老人的開支、水電煤氣等花銷和每個月500元的固定存款之后僅剩幾百元，“我還得應付臨時有事或者人情開支，還是緊張。”

2010年消費被寄予厚望，因為中國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受到了外需不足和貿易保護的圍堵，而且投資拉動已經使用到了極致。但現實情況是，中國消費率低下的事實無法短期內改變，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指出，并不是國人不愿意消費，而是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占國民收入份額在萎縮，勞動報酬所占份額也在萎縮。

劉煜輝表示，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在已經破紀錄的高投資率上，再加一劑巨額投資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然而，更多地投資生產部門，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的家庭也很可能會被迫通過緩慢的工資增長和低儲蓄利率的形式為這些投資買單。

分配體制的“七寸”

“工資比重大概是20%左右，這兩年還在不斷提高。”昨日，唐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私營企業主告訴記者，在他的企業中，工資在總的運營成本中占的比重可以達到五成。顯然這個是個可能“注了水”的數字，據了解，中國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不到10%，而相比之下，在發達國家，這個比重會占到50%左右。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表示，“國富民不強”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來一個最不正常的現象。而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源在于，社會分配過于偏向國家和企業。

據了解，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是一個普遍現象，企業財富明顯向資本傾斜。劉煜輝列舉數字稱，從1997年-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

專家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是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

第二個關鍵是，壟斷行業收入居高不下，直接引發了收入水平的嚴重不平衡。記者此前曾就不同行業收入水平進行過粗略的調查，發現目前金融、電信、交通、電力等壟斷程度相對集中的企事業單位員工工資水平較高，基本可以達到當地平均工資水平的2-3倍。而且除去工資收入，這些行業的隱性收入有的也高的離譜。

而收入分配體制的第三個“七寸”，即是再分配領域內稅收和社會保障沒有彌補初次分配的不足，向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偏向。

2009年統計數據表明，我國農村養老金領取人口比例為4.8%，城市養老金領取人口比例為78%；經過幾次調整，城市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到1200元/月，但仍不到公務員養老金的50%。

此外，城鄉差距還在逐漸擴大。按照不變價計算，兩者之間比值從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64∶1，說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現了較嚴重失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城市的幸福不能建立在農村的痛苦之上，提高農產品價格、理順農村勞動力市場等措施可以有效的改變這一現狀。

從目前兩會預熱的情況來看，顯然，上述問題已經進入了兩會的視野，兩會之后，收入分配的調整或許會加速展開。(來源：河北新聞網-燕趙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