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之三：不斷完善選舉制度

人民網：我國選舉制度有哪些發展和完善？

程湘清：國家選舉制度，首先是代表選舉制度，就是選舉人大的組成人員。 1979年以來，通過對我國民主選舉的偉大實踐進行總結，多次修改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使我國選舉制度的發展邁出四大步：第一大步，進一步規范并實際上擴大了提名權。選舉代表，按照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不但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聯合或單獨推薦代表候選人，而且選民或代表十人以上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地方組織法也規定，省級人大代表三十人以上，設區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二十人以上，縣級人大代表十人以上，書面聯名，可以提出本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政府領導人員、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鄉級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聯名，可以提出本級人大主席、副主席及政府領導人員的候選人。規范和擴大提名權，是保障行使選舉權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國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驟。第二大步，不斷規范代表名額。主要表現在：適當減少代表名額，特別是適時制止了各級人大代表名額逐步膨脹的趨勢，對代表名額進行規范；對少數民族代表名額作了照顧性規定，體現國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務權利的精神；逐步縮小農村與城市每個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其中一條規定就是把原來農村和城市每個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縣級四比一、省級五比一、全國八比一，都改為四比一，這顯然有利于逐步縮小城鄉人口選舉權的不平等性。第三大步，適當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適應我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變化，新修改的選舉法把選民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由鄉、民族鄉、鎮擴大到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擴大直選范圍，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有利于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掌握自己的命運。第四大步，建立和實行差額選舉制度。1979年出臺的選舉法就規定了代表候選人的名額應多于應選人的名額。以后幾次修改都堅持和完善了這一制度。同樣地方組織法也對選舉國家機關領導成員規定了差額選舉制度。從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始，選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實行差額選舉。建立和實行差額選舉制度，是我國選舉制度的重大突破，能夠更好地保障代表或選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選舉權。實行差額選舉實際上是把競爭機制引入選舉，這有利于更好地選拔人才，使人民擁護的德才兼備的人走上領導崗位；也有利于加強人民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增強干部的公仆意識，加強勤政廉政建設。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講到人大常委會工作時明確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不斷深化，適應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不斷提高，為確保每一具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的公民都能享有和實現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平等權利，對代表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的一項重要建議。這項順民心、合國情的建議付諸實施，必將進一步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擴大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

大事件之四：全國人大常委會職能擴大

人民網：人大常委會的職能職權發生過哪些變化？

程湘清：這是人大制度建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個特點是實行一院兩層制，即在人大設立常委會。為了便于經常開會、更充分地行使職權，1982年憲法規定將很大一部分原來屬于全國人大的職權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主要是：改變全國人大是唯一立法機關的體制，規定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共同行使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國家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以外的所有法律，并且可以對基本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改變全國人大是唯一監督憲法實施機關的體制，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都可以監督憲法的實施。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審查和批準國家計劃和預算的部分調整方案。為了使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更好地行使職權，還加強了它的組織建設。主要是：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的職務，以利于常委會組成人員逐步走上專職化。建立委員長會議，處理重要日常工作。不斷加強了專門委員會建設和工作機構的建設。擴大常委會的職權，并加強它的組織，就把大量工作，特別是立法、監督工作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的數百項法律中有80%以上是常委會審議通過的。

大事件之五：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

人民網：今年是地方人大常委會設立30年，請您介紹設立的重大意義？

程湘清：按照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從1979年8月至1980年，全國各省級人大常委會先后建立；1980年，各市級人大常委會先后建立；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底，共2700多個縣級人大常委會先后建立。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設立的重大意義，從政治體制改革的角度看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它體現了正確分權原則，有利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鄧小平同志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是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講話明確指出要通過改革消除黨和國家具體制度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他指出：“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之間如何劃分職權范圍的問題。我不是說不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強調集中統一都不對，也不是說不要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問題都在于“過分”，而且對什么是分散主義、鬧獨立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于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復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雖然還不直接涉及黨政分開，而主要是把中央過分集中的權力分一部分給地方，特別是賦予省一級、較大的市一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部分立法權，這在國家體制上無疑是一個大的進步，有利于發慌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第二，它體現了前面我們講的“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的精神，進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沖破了“議行合一”的傳統束縛，消除了具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增強了國家權力機關對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的監督，從制度上保障國家機器的健康運作。30年來地方人工作做得有聲有色，非常活躍。實踐證明，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完善了我國的權力體系和運行機制，進一步增強了對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有效保證了地方人大工作的正常運行，保障了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