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長喝酒猝死，竟然被上報因公犧牲，甚至還要被評為烈士！”昨日，一自稱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交警中隊的內部人士向記者報料稱，警長陳錄生受西鄉交警中隊長謝飛勇之邀，與西鄉街道麻布村領導在大酒樓應酬，席間喝了大量洋酒軒尼詩，醉酒而亡。謝飛勇承認陳錄生確實是醉酒窒息死亡，當時之所以將其上報因公犧牲和烈士，主要是想從名譽上彌補他，為家屬多爭取一些撫恤，并無不妥之處。(12月14日《現代快報》)

警長陳錄生喝酒猝死，竟然被上報因公犧牲，甚至還要被評為烈士——天下竟有這樣的奇聞？！

假如不是陳錄生的家屬“不識時務”，按照家鄉風俗，在交警隊設靈堂祭拜長達10天之久，每天都放鞭炮，周邊居民苦不堪言，并引起警隊人員的強烈不滿，或許“因公犧牲”早已認定，“烈士”也早已批下來了。不僅如此，還會得到警隊民警每人捐款至少5000元的額外撫恤呢。此情此景，凸顯了我國當前開展廉政建設中的巨大尷尬：一方面，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三令五申，反對公款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各級各類機關、單位、組織卻把公款吃喝、酒場應酬說得理直氣壯，交警隊領導集體應酬，既“沒有違反公安部的五項禁令，也沒有違反法律法規”，還成了“社交活動的自由”。不僅如此，交警中隊還以基層單位的名義，公然弄虛作假，把業余時間的“社交活動”中的醉酒猝死硬說成“在談工作的過程中猝死”。我們有理由追問，全國范圍內還有沒有像陳錄生這樣醉死的“烈士”？

盡管為警長陳錄生申報烈士的做法擱淺，但從中暴露出的廉政尷尬卻值得認真反思。為什么國家的三令五申最終淪為一紙空文？深入分析起來，原因很簡單，認識上的不到位造成禁令執行上的不認真不嚴格。首先，我們對公款大吃大喝只定位于不正之風，是揮霍浪費，是小節，而沒有將其上升到濫用職權，違法亂紀的高度，缺乏“零容忍”的態度；其次，在執行禁令過程中被動應付，事實上堅持所謂的“不告不理”原則，而由于財務的不透明，公款吃喝很難讓公眾及時發現，予以舉報。久而久之，公職人員不僅不認為公款吃喝是違紀行為，相反卻認為是很正常的事情，成了他們的“社交自由”。

不管如何，喝酒醉死竟也意欲申報烈士，已是公款吃喝的登峰造極事件，它充分暴露了基層執法生態，從客觀上顯示了我國廉政建設的現實尷尬，很值得執法執紀部門反思。

(作者李克杰系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