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與夷接觸越多,越感對其了解不夠。從招人翻譯《澳門新聞紙》、《新加坡新聞紙》以探悉夷情,著重了解鴉片生產、銷售、西方對中國禁煙的反應起,林則徐對外部世界的更廣的歷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興趣越來越濃。或許,他已隱約感覺到這比鴉片更重要。他令人將1836年英國出版的曾任東印度公司長駐廣州的“大班”德庇時(Davis,SirJohnFrancis)所著《中國人》譯成中文,名為《華事夷言》,成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獻。1839年底,他在天后宮接見了一艘遭風遇難的英船上的船員,船醫喜爾(Hill)生動記述了當時的情景,頗能看出林氏的思想與作風。據喜爾記載,“為了向我們表明鴉片生意的可恥及最近幾年來它的增長”,林則徐交給他們一些附有部分中譯的英文關于對華鴉片貿易的書,上有詳細的鴉片銷售量。林則徐還詳細問了他們一些外國情況,尤其要他們將生產鴉片的地名一一寫下,當提到土耳其也出產鴉片時,林則徐問土耳其是否屬于美國或是美國所屬之地。當林聽說土耳其不屬美國,且距中國有一個月航程時甚表驚訝。林則徐還交給他們一份致英王照會,照會中仍以天朝上國的姿態說:“我天朝君臨萬國”,并認為中國的“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余食物、自糖料、姜絲、姜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這種中國可以不用外國貨但外國一日不能離開中國貨的“天朝上國”心態使喜爾讀后啞然失笑。然而,不能不使人驚訝萬分的是,林則徐對此不僅沒有絲毫不快,反而虛心地問是不是有不合適的地方。喜爾等知趣地回答說有些語法錯誤,于是林則徐要他們到里屋修改信件,還給他們送上茶點。“天朝上國”的“欽差大臣”竟如此厚待外夷,確實“大膽”地違反了當時森嚴的“禮制”。

使人更為詫異而且今天更應該重視的是,林則徐“居然”開始注意到“國際法”,在1839年7月組織了對瑞士法學家滑達爾(Vattel，Emericide)的國際法著作《各國律例》的翻譯。雖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棄中國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國”的觀念,僅僅是從對夷斗爭策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譯、利用“國際法”的,但這畢竟是中國注意到“國際規則”、與“國際接軌”、開始放棄“天朝”規則即是“天下規則”而進入“國際社會”的開始!意義確實重大。1839年底,林則徐又開始組織翻譯英國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譯名為《四洲志》。此書介紹了關于世界幾大洲的新知,對近代中國“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同時,為了克敵制勝,林則徐還組織編譯了有關西方近代船艦、火炮的資料,并試圖“師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職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則徐路過鎮江,與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對榻暢談。林則徐將《四洲志》等編譯的有關外夷資料交給魏源,囑其編撰成書。魏源不負重托,于《南京條約》訂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國圖志》出版。

秉承林則徐意旨的《海國圖志》不僅是當時最為詳盡介紹各國之書,使國人眼界大開,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今日看來是最平常不過的思想,在當時卻被認為是“潰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變夏”的違禁背俗之作,受到時論的猛烈抨擊,成為守舊派的“眾矢之的”。此后,展開了近代中國的種種爭論。

林則徐率先提倡、實踐的“師夷”之說是他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飛躍,也是近代中國精神世界的巨大飛躍,具有石破天驚的啟蒙意義,是近代中國逐漸生成的“新文化”的起點。因此,50余年后,康有為認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百余年后,歷史學家范文瀾稱贊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誠哉斯言!(雷頤 原題：精神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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