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上，秋雨把歌樂山澆得凄涼悲壯。

盛國玉上床準備睡覺，突然聽到特務挨著牢房提人。“不到一個小時，出去了兩批人。”她說，“過了一陣，特務進女牢喊我們都出去，說辦移交了。”

有人問，移交到哪里去？特務回答說，給楊森。“四川人都知道楊森殺人兇，誰也不再開口說話。”

盛國玉和近20名女難友，被關進了樓下的八號牢房。“我們通過門縫看到外面有火光，還聞到了汽油味。”盛國玉回憶，一聲哨響后，沖鋒槍就從門上的窗口伸了進來。

一陣掃射之后，敵人又打開牢門，進來補槍。

“敵人補槍后，我和胡芳玉沒死。”盛國玉說的胡芳玉，是一個參加過上川東武裝暴動的女共產黨員，四川梁平縣(現重慶梁平縣)人，年僅23歲。

“胡芳玉站起來叫我快走，我還沒回答，她就被敵人看到了，打死了。”盛國玉再也不敢動了。敵人放的火越燒越大，眼看到樓板馬上要垮了，盛國玉才往外跑。

慌忙中，盛國玉躲進了男廁所，一頭趴到尿槽里躺下。“糞池里還躲著兩個男同志。”盛國玉回憶，好像還有人說渴，她實在堅持不住，暈了過去。

兩位住在附近的老人看到渣滓洞的火光，跑過來在廁所發現了盛國玉，趕快把她扶了出去。

國民黨軍隊隨時可能回來，兩位老人找了一身衣服和鞋子，給了盛國玉一點錢，讓她快跑。

11月30日，重慶解放。發著高燒、極度虛弱的盛國玉終于安全了。

1949年，在全國各地，集體屠殺被捕共產黨員的事件發生了多起，僅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僥幸脫險的同志，包括盛國玉在內，僅35人，185名同志沒有迎來解放。

60年過去了，盛國玉仍然記得每一個和她倒在同一個牢房里的共產黨員和難友：胡啟芳、彭燦壁、李惠明、馬秀英、胡芳玉、羅娟華、朱世君、張靜芳、黃玉清、左紹英、榮增明，還有左紹英之女、監獄之花卓婭(不到一歲)、彭燦壁之女(不到一歲)。

1949——他們見證了新舊政權更替，在等待中迎來了新生

194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小學教員何裕樵早上起來，就聽到了解放軍已經進了200公里外的重慶城。這幾天，長江里不斷有雜物往下漂，那可能都與位于上游的重慶發生的變故有關。

重慶城解放后，人民解放軍繼續由城市到農村，逐一解放周邊的縣城、鄉鎮。

何裕樵所在的忠縣，地下黨已經在半公開地宣傳“查田定產”。何裕樵解釋說，這主要是為摸清土地狀況和產量。

30日未到晌午，突然兩個解放軍戰士站到了何裕樵在長江邊上的房子門口。“他們背著沖鋒槍，問我洋渡鎮在哪里？”

何裕樵沒有恐慌，詳細介紹了情況。“當時國民黨政府當官的基本都跑光了，鄉鎮根本沒人管，店鋪不敢開，怕遭搶。”

何裕樵說，所有的人，都對這場政權交接既期待，又擔心。

得知距這個叫洋渡的鄉鎮還有30多里地，解放軍戰士問何裕樵能不能帶路。“我想了想答應了。”他說，“我當時是擁護共產黨的，也不怕報復。”

何裕樵說的報復，是因為國民黨在鄉鎮留下了很多特務和外圍組織成員，專門搞一些暗殺活動。“我們縣任家鄉的鄉長后來就被‘刀二匠’的人殺了。”何裕樵回憶，“刀二匠”是當時在下川東地區接受國民黨領導的外圍特務組織，以一些反動會道門成員為主。

路上，解放軍告訴何裕樵，重慶已經解放了，全中國也馬上要解放，要多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多為人民政府做一些工作。

何裕樵一路聽，一路點頭。

到鄉鎮上，何裕樵又幫解放軍找到地下黨，軍地建立了聯系，才回了家。“我回去以后，就按解放軍說的那樣，幫政府征了半年的糧，后來還當上了農會主任。”何裕樵說。

解放軍沒有在洋渡鎮停留，繼續沿江而下，來到了新生場(現重慶忠縣)。前來接應的是一個叫田蘭先的人。

“七七”事變后，田蘭先報考黃埔軍校，畢業于第17期步兵科，曾隨起義將領吳奇偉死守長江三峽，在宜昌戰役中手刃6名日軍后被刺下山崖，昏睡3天不死。

“我之前一直信仰三民主義，現在還記得我的國民黨章號是‘軍貞字03648’。”89歲的田蘭先說，“但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

田蘭先在山西被解放軍俘虜后，加入了愛國軍人自救會，返鄉進行抗糧抗捐運動。

回鄉前，解放軍的干部說：“田同志，你回去后，要多做對人民有利的事情，抗糧抗捐，如果回國民黨部隊要組織起義，打槍要向天上打。”

田蘭先點點頭，回到了位于長江邊上的四川忠縣新生場，立即找到了地下黨組織報到。“因為我是從解放區回來的，看到了很多新生事物，就講給地下黨的同志聽。”他說，當時的忠縣縣長秦德瑜多次找到他，了解解放區的情況，一邊聽還一邊做記錄。

按照地下黨的指示，田蘭先當上了偽民團的中隊長。手下有40來個團丁，10多條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