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百”原本是繁榮文藝的好方針，但它得以貫徹執行是很艱難的。在評論專版上，不論是對創作還是演出，我們是很刻意地營造一種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友善交流、真誠切磋的氛圍，努力體現“雙百”方針的精神，廓清一些認識。

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大批的以揭露“文革”為主要題材的文學作品面世，被稱為“傷痕文學”，應該說，這是特定歷史時期文學創作在題材選取上的正?，F象。隨之，也就出現了一個觀點，主張文學創作要多寫社會的黑暗面，強調暴露黑暗的傾向，這實際上是對文學功能的偏見。我便組織了文章《略談歌頌和暴露》，闡述了兩者的正確關系，說明就是暴露，也應是善意的，才有利于社會和人民。又如當時文藝界曾出現主張文藝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群眾，把作家藝術家的視野縮小在“表現自我感情世界”的小圈子里的傾向。為此，借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之機，組織了一批文章，從不同角度重申了文學藝術應該熱情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等一系列根本觀點。其中許懷中同志或單獨或與人合作就寫了三篇文章：《從“遵命文學”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藝術的生命在于創新》、《談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指出只要生活在一種社會里，文藝工作者不管有意無意，承認不承認，抑或自以為什么“命”都不遵的人，也仍然無法擺脫某種文藝主張、社會思潮和政治利益的支配，人們尊重魯迅，恰是因為他做到了“遵命”和藝術規律的統一，高度的政治思想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作者認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首先表現在敢于為人民說真話，再就是表現在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更表現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

戲劇舞臺也迅速繁榮起來，許多被禁錮的劇目重新上演，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但也明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傳統劇目中，大量涉及到封建倫理道德、封建思想意識等問題，如何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它們進行揚棄，幫助觀眾正確認識文化遺產，是文藝評論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1980年8月，一位劇作家來稿，題為《談封建的榮華富貴》，我認為文中提到的對傳統戲中宣傳的榮華富貴問題，普遍存在誤解，值得探討，于是便組織了討論。這個討論引起了福建戲劇界的廣泛關注，《福建戲劇》、《舞臺與銀幕》等省市專業報刊也相繼開展爭鳴。許多劇作家反映，這樣的討論對提高他們的創作水平很有幫助，在塑造封建時代人物形象時，便會提醒自己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對封建時代的倫理道德要進行正確的甄別，才能起到借鑒作用。這些討論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收進該校編輯的有關戲劇爭鳴的資料庫里。中國戲劇家協會也寄語，希望把討論引向深入，促進推陳出新工作。

我自己寫了評論《允許存在的未必要贊揚》(《舞臺與銀幕》1980年第33期)對傳統戲中大量存在的、司空見慣的世態炎涼、欺貧重富，發跡高中、衣錦還鄉等榮辱觀進行剖析，批評了那種把局限性當積極性來看待的傾向。針對一些作品在創作上一味追求離奇、悲慘、殘酷、刺激，表現丑惡、展示扭曲變態的傾向，我組織了《談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多提供優質的精神產品》和《談文學作品的社會效果》等文章，說明作家、作品不能僅僅為發泄個人的恩怨，還要考慮到對社會、對人民是否有益。

還有些劇目未經很好地整理就搬上舞臺。存在著精華與糟粕相混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我組織了《要重視傳統戲曲的整理改編工作》、《關于戲曲評論的一點感想》等文章，指出有必要很好地進行“剔除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精華”的工作，特別是對那些“思想內容尚有可取之處，藝術上尚有一定價值，在群眾中有影響、受歡迎”的劇目，更要認真做這方面的工作，如《碧玉簮》、《珍珠塔》等?！拔覀儺斎辉试S這類劇目有在舞臺上生存的權利，但同時，也應當開展文藝批評，恰如其分地指出這些劇目的毛病”，“我們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要努力滿足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引導群眾提高文藝鑒賞水平?！?/p>

我自己寫了《講求戲劇社會效果》（1980、4、24、本專版）和《要給觀眾以美感》（本專版）批評了那種宣揚封建迷信、因果報應、色情猥褻等現象，強調推陳出新、“高臺教化”作用。并對演出效果十分不好的劇目組織文章討論，以利“凈化舞臺”，促進戲劇的創作、演出能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由于辦版指導思想明確，又能較好地堅持“雙百方針”，一方面通過評論促進創作的繁榮，另一方面，通過爭鳴，澄清一些文藝觀點的正誤是非，使專版辦得比較活躍，在文藝界反響很好，他們反映：“你的聲音(指專版上表明的許多觀點)很有特點?！?/p>

在辦專版期間，自己還比較集中地寫了幾十篇評論、隨筆、札記刊登在全國性和省內的刊物上。其中京劇《東鄰女》的劇評《水仙放華散清香》為人民日報刊用(1981、10、28)；閩劇《洪武鞭侯》的劇評《鐵榜昭昭執法難》刊用在《福建戲劇》上，后收入1982年《中國戲劇年鑒》；《近年來我省小說創作一瞥》刊于《福建論壇》(1983年第2期)；還有一些作品為《福建文學》、《福建青年》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