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紅軍籌款百萬，并運回蘇區大批急需物資，不僅緩解了根據地內財政困難和軍隊給養緊張的狀況，而且將運回的銀圓舉辦了“金山銀山”展覽，會后，建一熔銀廠將銀圓回熔鑄成蘇區貨幣，極大地鼓舞了蘇區人民，有力地起了穩定蘇區金融的作用，多方面支持了蘇區的建設與發展。

　　二、漳州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敢于堅持真理，不斷與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作斗爭的結果

　　1932年，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開始在中央蘇區占主導地位，發生于此間的紅軍東征漳州，招致了“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激烈攻擊。在十分惡劣的環境中，毛澤東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對“左”傾錯誤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左”傾錯誤的發展，避免了許多可能造成的損失。

　　一是攻贛失敗后在紅軍發展方向上的斗爭。

　　江口會議研究以后紅軍發展戰略，毛澤東對攻打贛州的重大傷亡造成紅軍政治聲威的嚴重損失感到無比憤慨，他嚴厲批判攻贛的軍事錯誤，重申紅軍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只能進行運動戰的主張。指出我們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占領中心城市，同敵人拼消耗。執行王明路線的同志卻堅持爭奪中心城市的進攻路線，批評毛澤東不同意攻城的政治主張是“右傾機會主義”，揚言要給予“致命的打擊”。

　　此后，在紅軍今后發展方向問題上，毛澤東與堅持冒險攻堅的同志發生了嚴重分歧。會上多數同志主張紅軍應向北發展，夾贛江而下，奪取贛江流域中心城市。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的戰略發展方向是：紅軍主力沿武夷山脈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贛東北地區前進，發展閩浙贛三省交界的大塊地區，然后向浙西南發展，造成較為鞏固的陣地，以對付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

　　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被會議采納。3月中旬，中革軍委根據中央局決定，發出中央蘇區紅軍今后行動方向的訓令。決定以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出擊贛江西岸；第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由林彪、聶榮臻率領，毛澤東隨軍行動，在贛江東岸負責赤化贛南南部，繼續動員群眾參加攻贛戰爭。

　　在正確意見一時未能被接受時，毛澤東堅持真理，耐心等待時機。江口會議后，他服從會議決定，隨中路軍行動。利用隨軍行動之便，耐心向林彪、聶榮臻做工作，更詳細闡明自己的主張，終于取得他們支持，使中央局和中革軍委最終同意第一、五軍團東路軍入閩。如果說在江口會議上，毛澤東與“左”傾錯誤作斗爭，更多表現在言詞激烈的批判，面對面沖突這種方式上，那么在江口會議后，毛澤東堅持真理的方式，則更多地表現為耐心、韌性與頑強。這種頑強的自信，追求真理的執著，堅韌不拔的意志，任何時候都是至關重要的。

　　二是在寧都會議上的激烈斗爭，毛澤東為堅持真理，反對錯誤，付出沉重代價。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會議上展開激烈的爭論，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漳州戰役的重大勝利，在會上被指責為“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發起、指揮漳州戰役成了毛澤東重要“錯誤”之一。會議嚴厲批評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寧都會議上，毛澤東以無畏的氣概與徹底的革命精神與“左”傾錯誤展開斗爭。他堅持正確的政治主張，指出臨時中央提出奪取中心城市以來，7個月時間的方針都是錯誤的，并反對繼續攻城的戰略。會后，毛澤東被臨時中央解除了在軍隊中的領導職務，暫時離開紅軍。毛澤東為堅持真理，反對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毛澤東所堅持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深入人心。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是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進行的，但紅軍指戰員和地方上的干部群眾，還是執行毛澤東戰略戰術原則，結果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