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 我還是一個花季少女，和數百萬知青一樣，在“旗如海，歌如潮”的上山下鄉強大洪流中，澎湃著青春的激情，告別了親人和故園，坐上了解放牌的大卡車，到大田縣的湯泉公社泮車大隊去插隊。也正是從那時起，可以說，我將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和青春，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

最開心：每月能掙39元

1969年10月，我隨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來到了大田縣落戶插隊，在車上，一大群知青開始互相認識，并且興奮地討論著將要到達的目的地是個什么樣的地方。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父母的身邊，聽到同城知青的議論，開始想象著離開父母的生活是多么自由自在，似乎也不再為離開故鄉和親人而傷心了。

就這樣，我們在車上顛簸了近一天。下車后，帶隊的人領著我們走了近8公里的山路才到達我們所落戶的湯泉公社的泮車大隊。

一開始聽到“湯泉”和“泮車”的時候，我還在想我落戶的那個知青點條件可能比較好一點，光聽名字就覺得是個有車有水的地方，到了以后，我才知道這里的條件何其艱苦，居然沒有一棟樓房。當時和我一起被安扎在同一個知青點的還有另外7個人，我們一行人簡單地收拾了一下屋子，把隨身帶來的行囊扔在了地上，就開始狼吞虎咽吃起從家里帶來的食物。

第二天，我們就正式插隊落戶了，下地干活的鍛煉也從此開始。那時干農活全都靠手工操作，沒有插秧機，也沒拋秧之類的玩意，下鄉的第一課就是學習插秧，我從來沒有下過田，所以經常會走到爛泥田里。有的爛泥田很深，經常漫到我的胸前，整個人幾乎都快陷進去。

既來之，則安之。漸漸地，我適應了這里的環境，認識了這里的鄉親。在泮車，我們和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從一個把苗當草鋤的無知，到熟練地操作鋤頭和犁，我成了真正的農村人。

在大田，最開心的就是有一份暫時穩定的工作，下鄉三年后，隊里便將我安排到太華公社的太華小學代課，每月都能領到24元的工資，而晚上的業余時間就到公社的文化站去當兼職，每月也有15元。

最難忘：電影院里邂逅夫婿

在大田，最讓我難忘的事，就是在這里找到一個好丈夫。下鄉的三年中，我們同來的幾位知青都陸陸續續返城了，這個時候看到大家都高高興興地回到城市，一種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也許是老天爺的刻意安排，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先生。

1971年，大田電影隊來到我們大隊放電影，很多知青都到隊上去看電影，當時我先生就在熒屏后面操作放映機。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先生的一位同事發現了我，見我長得眉清目秀，又是下鄉的知青，堅持要替我倆“牽線”。我們相識以后，我先生對我漸漸產生了好感，經常給我寫信。

后來，我先生他們的電影隊一年會下來兩次為我們放電影，他也會通過這個機會順便來看看我。兩年后，我被招到大田的食品廠當上了工人，不久，我與先生結束了四年的愛情長跑，就此在大田安家落戶，成為了大田的媳婦。

說起插隊時的生活艱苦，我當時確實沒有想過什么未來的生活會怎樣？或許是當時的年齡小、思想比較單純。回想起當初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上一頓用水煮過的香肉，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確實是讓人感覺既辛酸又難忘。

雖然知青歲月與我們漸行漸遠，但是經歷過知青生活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種難解的懷念，我希望，在大田插過隊的泉州知青們，在有生之年都來這里走一走，看一看。(據東南早報 講述人：陳瑞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