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柳英，一個原本一貧如洗的女人，一個只讀過四年書的農村婦女，卻讓“南平豆芽”這四個字深深地烙印在無數廣東人民的心中，讓千萬戶閩北農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請看——

徐柳英在家中欣慰翻閱老照片。 李典利 攝

?3月29日，筆者來到徐柳英家，松溪縣城關的一棟六層民宅。像這樣的房子，徐柳英的四個孩子各有一套。每個孩子還都有自己的小車，全家的年收入超過100萬元。

有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個人們眼中的“大戶人家”，在徐柳英結婚時，居然連床新棉被都添置不起。

半價打開汕頭市場

徐柳英家世代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家里三兒一女，讀書結婚生子，樣樣都需要錢。好不容易把孩子們拉扯大，眼看著兒子就快到結婚年紀，可家里卻拿不出錢來，做母親的徐柳英心急如焚。他讓大兒子廖名春去學習了做豆芽的手藝，打算跟兒子一起借著這門手藝出去闖天下。

1994年，徐柳英和大兒子懷揣著在家賣西瓜、撿柴火、賣香菇攢下的5000元錢，走出了家門。他們先后到達杭州、茂名、漳州、汕頭等20幾個縣市進行市場調查。每到一處，他們都會先到菜市場附近住下，等到夜里12點就到菜市場里看看豆芽的行情，問問價格、看看銷量、測測豆芽的品質等等。直到凌晨五六點，市場里買菜的人漸多起來，才回旅店休息。經過幾個月的考察，母子倆決定把“豆芽根據地”設在廣東汕頭。租房子、買原材料，由于語言不通，母子倆吃了不少苦頭。

如何打入汕頭市場是徐柳英面臨的最大問題。“別人賣5角，我賣2角5分。”長此以往，客戶們發現南平豆芽不僅價格便宜，而且質量好、口感不錯。久而久之，本地豆芽漸漸淡出市場，而南平豆芽逐漸占領了上風。“剛開始我們每天賣300公斤，到后來每天賣3000多公斤，最好的一天可以賺3000多元錢。價格最高的時候還賣過一公斤2元4角。”一年下來，徐柳英雖然起早貪黑，但總算嘗到了甜頭。

“徐柳英砸缸”成美談

第二年，徐柳英變賣了家里所有的牲口，舉家奔赴汕頭。村里人聽說徐柳英賺了錢，也有人跟著柳英一同去了汕頭。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三年后，汕頭市場上做豆芽的由最初徐柳英一家，發展到后來的24家。

每有新成員加入，徐柳英總是細心地告訴他們在哪買原材料，制作過程要注意哪些，生怕大家再重復她從前走過的彎路。附近幾個縣市的菜販都慕名前來汕頭進貨，“南平豆芽”可是著實火了一把。

可好景不長。由于市場供大于求，豆芽又不能賣隔夜的，每天市場倒掉的豆芽超過4000公斤。先去的十來家由于有老顧客光顧還勉強能夠支撐著，后去的幾家每天起早貪黑卻連吃飯的錢都賺不回來。徐柳英把鄉親的一切看在眼里，“他們賣柴火攢下的錢投到豆芽里，如果賺不到錢回去，要賣幾年的柴火才能把這些錢補回來啊！”

為了守住“南平豆芽”，1997年初徐柳英召集24戶人家組成了“豆芽協會”。按照市場需要，每戶必須由原來每天6缸，減到3缸，剩余的豆芽缸由協會租用房間統一保管。每家交押金2000元，如果發現偷缸做豆芽的，豆芽缸砸掉。盡管如此，仍有不老實者偷缸多做豆芽，由徐柳英牽頭的監督小組在抽查中發現了五六起。為了避免此類情況再次發生，徐柳英立刻召集所有成員，毅然決定砸掉所有剩余豆芽缸。這決定大多數人表示贊成，但總有少數幾個不太滿意，徐柳英耐心開導。從此，沒有人再偷著多做豆芽，市場也十分穩定，豆芽價格波動也不大，24戶人家每戶都有好的收成了。

“徐柳英砸缸事件”在當地傳為佳話，市場里的隊長都欽佩地豎起大拇指：“南平人真是了不起！”

讓“南平豆芽”遍地開花

一個只讀過四年書的農村婦女為何有這般魄力？

原來早在1977年，由于徐柳英的勤儉持家、勤勞肯干，就被推薦為村里的婦女委員會副主任。她經常去各家各戶傳授農作經驗，宣傳計劃生育信息，做好政府與群眾的紐帶工作。1990年徐柳英作為“三八紅旗手”參加了在福州召開的省婦聯第七次會議。會議上一個8歲小孩的朗誦詞，讓徐柳英至今難以忘懷：“白發蒼蒼的是爸爸媽媽的媽媽，青春光彩的是我們的媽媽，紅光滿面的是未來的媽媽！”那一刻，她深深地感到作為一位母親的光榮。“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出人頭地，能夠帶領大家共同走上致富之路，那該有多好啊！”

如今，她做到了。她不僅自己走上了致富之路，還帶領著1000多戶松溪農民進軍廣東，讓“南平豆芽”遍地開花。據了解，這些“豆芽軍”每年戶盈利都能達到八九萬元，為松溪農民致富闖出了一條新路。

如今，“豆芽協會”仍然保留著。沒有人再隨意增加豆芽缸了，有人退了出來就有新的人補了進去，總量都保持不變。沒有徐柳英的堅決，恐怕許多鄉親們的血汗錢都打了水漂，這位巾幗不讓須眉的“豆芽司令”令無數閩北人乃至廣東人欽佩。

現年58歲的柳英并沒有停歇，她想為鄉親們做更多的事情。她又在為降低豆芽成本，提高豆芽產量而忙碌著。去內蒙古考察，為鄉親們調查市場行情，她仍然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