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文成

近年來，“假離婚”現象屢見不鮮。為了規避房地產限購政策 “一家分兩家”，為了在拆遷中獲得更多補償 “一戶變兩戶”，為了躲避債務轉移財產“夫妻分家”……基于以上種種原因，不少夫妻“喜氣洋洋”地領取了離婚證，殊不知，人財兩空的窘境正步步緊逼，“假離婚”存在“真風險”。

離婚動機不影響離婚效力

2016年春，李女士將前夫胡先生起訴到法院，要求確認雙方《離婚協議》無效。李女士稱，二人于2001年登記結婚，婚內由于生育問題等種種原因導致婆媳關系緊張。

為了緩和婆媳關系，讓病重的老人“消消氣”，胡先生提議二人辦理“假離婚”，待老人身體略有好轉后悄悄辦理復婚手續。于是，兩人以“性格不合導致感情破裂”為由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然而，現在婆婆已經出院，胡先生對復婚一事閉口不提，且拒絕與李女士辦理復婚手續。

無奈之下，李女士只能尋求法律幫助，請求確認二人《離婚協議》無效。然而，審理過程中，李女士無法就自身主張舉證。胡先生則提交了有李女士簽名及手印的《離婚協議》。顯然，在此情況下，法律無法幫助李女士恢復婚姻關系。

□ 法官釋法

本案中，即便李女士能夠證明離婚動機為“假”，亦不能直接恢復婚姻關系，雙方仍需按照法律規定在自愿的基礎上辦理復婚手續。而一旦胡先生并無復婚意愿，法律也無法強迫胡先生與李女士恢復婚姻關系。

以本案為典型，“假離婚”中，至少一方是抱著之后復婚的動機辦理離婚手續的。然而發生法律效力的是當事人自主作出的、明確的、外在的意思表示，動機如何并不影響意思表示的效力。換句話說，只要自愿、明確地作出了同意離婚的意思表示，辦理了相應的離婚手續，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加之“假離婚”的情節在事后難以舉證證明，在法律層面上，“假離婚”通常會帶來“真離婚”的法律效果。

“不離家”不等于“看住家”

2016年7月，蔣女士將前夫韓先生起訴至法院，要求分割韓先生名下的一處房產。

蔣女士稱，二人是為了規避限購政策辦理了“假離婚”，離婚后二人并未分居，直到不久前二人發生矛盾才正式分手?，F韓先生名下的三居室房屋，雖然是“離婚”后韓先生以個人名義購買并辦理貸款手續，但首付款是二人共同支付，貸款系二人共同償還，故該套房屋應屬“夫妻共同財產”。

然而，庭審過程中，蔣女士未能就“假離婚”充分舉證，亦未能證明其曾參與出資購房，而二人的離婚協議中確已對財產進行了分割。因此，法院無法采信蔣女士所述情況，無法支持其要求分割前夫韓先生離婚后所購三居室房屋的主張。

□ 法官釋法

雙方辦理離婚登記后即解除了婚姻關系。相較于婚姻關系，法律對于同居關系的保障明顯較弱。因此，即便“離婚不離家”，繼續保持同居關系，同居期間取得的財產亦無法推定為雙方共有,在發生糾紛時仍需查明雙方同居期間是否發生財產混同，是否共同出資、共同取得相應財產。

本案中，雖然蔣女士與韓先生“離婚不離家”，但無法據此推斷二人財產混同，也無法徑行推斷蔣女士出資參與了韓先生離婚后的購房行為，因此，蔣女士要求分割韓先生離婚后所購房產的主張無法得到法院支持。

辦理離婚手續后不再享有配偶權利

2015年，張女士和劉先生協議離婚，離婚協議中寫明“性格不合導致感情破裂”。然而一年后，張女士起訴到法院，要求劉先生凈身出戶。

張女士稱，二人是為了獲取更高的拆遷補償才辦理了“假離婚”，離婚后，雙方繼續共同生活。但劉先生與她人發生不正當關系，經過考慮，現在張女士決定放棄二人的婚姻。張女士認為，劉先生婚內出軌，理應凈身出戶，不分或少分財產。

由于張女士和劉先生辦理離婚手續時并未就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法院受理了該起“離婚后財產糾紛”。案件審理過程中，雖然張女士提交錄音、錄像等證據證明劉先生確與異性關系親密，但張女士所提交的證據均指向“離婚后”劉先生行為不當。最終，法院依法作出判決，對二人離婚后財產進行了分割，但并未支持張女士多分財產的請求。

□ 法官釋法

我國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互負忠實義務。在離婚訴訟中，一方有重婚、與他人同居等重大過錯行為的，無過錯方可以請求損害賠償；一方有出軌等一般過錯行為的，在財產分割中可對無過錯方予以適當多分。

然而，一旦雙方辦理了離婚登記，即喪失了主張忠實義務的身份基礎，所謂的“出軌”只能訴諸道德批判與良知譴責，無法再尋求法律的救濟。本案中，張女士雖主張二人是“假離婚”但并無法就此舉證，且劉先生的不當行為確實發生在“離婚登記”之后，因此，張女士無法基于劉先生的“出軌”情節在分割財產時獲得法律的特殊保護。

共同債務無法輕易逃脫

周某與王某婚后注冊個體工商戶，共同經營一家餐館，后因經營不善欠款15萬元。

為了逃避債務，周某與王某辦理了離婚登記，離婚協議中約定周某凈身出戶，所有存款歸王某所有，王某不負擔婚內債務。后債權人起訴二人，要求償還債務。王某稱，自己已經和周某離婚，離婚時約定了債務由周某負擔。周某則稱，自己愿意還債但是有心無力。

最終，法院經過審理認定，餐館為周某、王某二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開立，餐館收入用于二人家庭生活，因此15萬元債務應屬于夫妻共同債務。雖然二人已經離婚，且對財產、債務負擔作出了約定，但該約定不能約束債權人，因此周某、王某應共同償還債務。

□ 法官釋法

我國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雙方離婚時對債務負擔的約定并不能對抗債權人。因此，本案中，周某與王某的“離婚”情節并不能起到規避債務的作用。

由上述案例可知，“假離婚”具有極大的法律風險，一旦婚姻關系解除，當事人就喪失了互為夫妻的身份關系，能否復婚全憑雙方自愿。隨之而來的是配偶權利的喪失及夫妻共有財產制的終止，無論情感上還是財產關系方面，當事人均不再受婚姻法的特別保護。加之“假離婚”中的約定不能影響第三人的利益，煞費苦心的安排未必能夠如愿以償。對當事人來說，“假離婚”實屬高風險、低收益的不智之舉。

法治社會講求誠實信用，任何利益的獲取均應采取合法、正當的手段，為蠅頭小利而“假離婚”，既有違誠信原則亦得不償失，實需引以為戒，敬而遠之。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