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的“唐宋生活”

從前的高曉松很輕狂，他自己都承認，曾經穿著睡衣接受電視臺采訪。他也有理由輕狂，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受到過良好教育。不識字的時候就開始背古文，記住的全是發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課的時候就坐在講桌一側：老師忘記了哪句，他負責提醒，像個“書記員”。在中學是校刊主編、詩社社長，還組樂隊。當詩社社長的時候，社員都是語文老師，每期他出韻，老師們負責往里填字。

后來超過分數線20多分考進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學”對于他來講，只是走五分鐘的路，把被子從家里拿到宿舍。因為不喜歡這樣被家人監視的大學生活，也不喜歡家人為自己挑選的專業，最終高曉松從清華退學，直接去了北京電影學院讀導演系。

沒能如愿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后，上世紀90年代初，高曉松闖進了剛剛起步的中國廣告圈。當1993年，大地唱片的黃小茂經沈慶介紹找到高曉松時，他已然是個成功的年輕商人。

順風順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為醉駕入獄而終止。現在，高曉松絲毫不介意談論這段經歷，他說自己甚至感激這段經歷。“我出獄已經一年多了，那個（入獄）應該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為沒有手機捆綁，這個東西太討厭了。我覺得那個是老天安排的。”高曉松說。

入獄前，高曉松已經有“電話恐懼癥”：“誰給我打電話我恨誰，你憑什么給我打電話？我讓你給我打電話了嗎？憑什么要你選擇打電話時間？我覺得特別不自由。”因為醉駕入獄半年，被他形容為像綁在一個車上往前沖，最終強制下車。

“那半年也沒有網，也沒有手機。只有特別高的房頂，有六七米高，那個燈，永遠24小時不關—因為怕黑了以后出現惡性事件。處在一個連時間流動都感覺不到的地方，就特別好。”高曉松剛進去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幾點，很慌張，就用水瓶做了一個滴水的計時工具。看《新聞聯播》的時候，量好半小時的水量，自己數著水滴過日子。

“后來大家說你干嗎要知道兩點一刻？三點五十？我說我剛進來不習慣，我總覺得時光荏苒，一會兒就出去了。獄友說早著呢。后來就不著急了，感覺很自由。”

高曉松開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奮斗”的事情了。原來在生活中看點金庸都覺得自責，結果在獄中成了“隨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還自責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還看了大英百科全書，自己試著翻譯了一本書。“特別自由，看書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師的想法。讀書也特別愉快。跟人談事也是一樣，各種各樣的人，文盲、孤兒，而且也不著急，談話也沒有限定時間。那真是特別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會為吃什么發愁，在獄中，高曉松只要等兩個饅頭：“一開門兩個饅頭，明天肯定也是兩個饅頭，唯一就是一個禮拜有一個雞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樂趣就是這個。推飯的車來，有雞蛋的時候就是一臉盆，那個雞蛋互相碰撞，發出聲音，大家聽到有雞蛋的聲音，就特別幸福。”

高曉松在獄中認識了各色各樣的人，但他從中學會的是“信心”：“沒有坐牢之前，我對人特別擔心。我杞人憂天，覺得人會淪喪，人會絕望，人會異化。但是在里面，我沒有看到絕望、崩潰，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們都很樂觀，沒有崩潰的。所以我特別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時候管教說晚上可能下雨，我們看不見天，但是可以聽見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別晚，下雨了，非常高興。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歡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曉松至今堅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來最快樂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