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黃翠芬，1921年3月6日生，廣東省臺山市人。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微生物學家，免疫及遺傳工程專家。先后就讀于嶺南大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和突夫斯大學醫學院。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原名譽所長、一級研究員、全軍分子遺傳重點實驗室原主任。我國基因工程創始人之一。2011年8月9日因病逝世。

2011年8月9日晚，91歲的著名分子遺學家、我國生物工程奠基人之一、軍事醫學科學院一級研究員黃翠芬院士在解放軍總醫院與世長辭。此刻，京西地區暴雨傾盆，仿佛為這位老人送行。

黃翠芬生前總愛別著女兒送給她的一枚蜜蜂圖案的胸針，同事們因此送她一個昵稱：“蜜蜂媽媽”。幾十年來，“蜜蜂媽媽”把全部的摯愛獻給祖國軍事醫學的百花園。

“蜜蜂媽媽”與丈夫周廷沖是軍中唯一的夫妻院士。在91年的風雨歷程中，她用包括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模范科學工作者”等不下20項耀眼的成果和榮譽，演繹出精彩而傳奇的科學人生。

“回國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黃翠芬的傳奇人生從歸國的那一刻起就充滿驚險和曲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通過電波傳到大洋彼岸，黃翠芬和丈夫周廷沖立即從波士頓趕到舊金山，準備乘船回國，然而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嚴密封鎖，不讓高級知識分子回到中國。移民局百般刁難，不給簽證。

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歸心似箭的黃翠芬夫婦大膽地選擇了一艘貨船“偷渡”。客船的票價為每人160美元，而這家貨船每人要收500美元。黃翠芬夫婦還把所有積蓄購買了實驗儀器和設備，冒著生命危險，在海上漂泊了56天后到達天津大沽口外，回到祖國的懷抱。

其實，在出國之前，他們夫婦的人生就與黨緊緊聯系在一起。1921年生于廣東的黃翠芬，1940年被廣州嶺南大學化學系錄取。大學畢業后，她幾經輾轉來到重慶，在中央衛生實驗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通過未婚夫周廷沖，她結識了人生領路人——中共地下黨員計蘇華。

當時，這對年輕人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獎學金出國。他們選擇了前者，希望能夠早日投入黨的懷抱。然而，黨組織希望能夠為新中國儲備人才，因此，計蘇華勸他們出國留學。于是，他們聽從黨的安排，先后獲得英、美獎學金，在海外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建設祖國我要多流汗”，黃翠芬經常這樣對同事們說。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黃翠芬4次應邀到天安門參加國慶觀禮，每一次，她都像一只辛勤的蜜蜂，獻上自己釀造的“蜂蜜”——醫學科技成果，作為祖國母親的生日賀禮。

1959年國慶大閱兵，黃翠芬戴著她的第一枚軍功章前來天安門觀禮；1984年國慶大閱兵，作為中央軍委授予的“模范科學工作者”，63歲的她獻給祖國的禮物是獲得全國科技進步一等獎的一面醫學防護盾牌；1999年國慶節的世紀大閱兵，78歲的黃翠芬帶來了兩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和3個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2009年國慶大閱兵，88歲的黃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觀禮臺上。在這次大閱兵中，衛生勤務車首次出現在受閱隊伍中。它滿載著全軍衛生戰線獻給祖國的生日禮物，自然也少不了黃翠芬的那一份。

在這些輝煌成就的背后，黃翠芬也經歷了許多磨難和挫折。“文化大革命”中，丈夫周廷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發配到西北放羊，黃翠芬也因“海外關系復雜”受到審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戰友們從未聽到她一句怨言。

兒女們曾經問她：“那時您后悔過嗎？”回答是四個字：“無怨無悔。”幾十年后還有年輕人問她：當年為什么要回國？她很干脆地回答：“回國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運籌帷幄，占領科學制高點

“黃翠芬院士的偉大之處在于她老人家總能站在醫學科學的最前沿，洞察醫學科學發展趨勢，準確把握科研的大方向。”和黃翠芬院士共事30多年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原副院長黃培堂研究員這樣說道。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后，國際上普遍建立了基因重組工程技術。原來僅靠從天然產物中分離純化的人生長激素、胰島素等可以采用基因工程技術讓它們成為重組工程藥物。黃翠芬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場生物技術革命！必須緊緊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然而，由于受前蘇聯一邊倒的影響，國內那時還只能推行米丘林、李森科的學說。黃翠芬的意見遇到空前的阻力。

1978年，在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錢學森的支持下，黃翠芬迅速抽調近30人分赴北京和上海學習，并因陋就簡辦起了全軍第一個分子遺傳學研究室。“如果沒有黃教授的這個果斷決策，我們生物技術的研究不知要推遲多少年！”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黃培堂仍感慨萬分。

從南方戰場的衛勤總結中，黃翠芬得知前線部隊在野外腹瀉發病率較高，造成非戰斗減員。為此，她決心把人類細菌性腹瀉基因工程疫苗搞出來。但是，基因工程疫苗潛藏著一個生物風險，一下子到人類不穩妥，于是選擇了先做幼畜疫苗，以找出排除那個潛藏風險的辦法。

經過不懈努力，課題組研制的幼畜大腸菌腹瀉基因工程多價疫苗成為我國第一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工程疫苗，獲1995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96年，基因敲除技術剛剛興起，在美國也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做，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鄧初夏便是其中一位。一天，黃翠芬對博士生楊曉說，我已經聯系好了，派你到美國鄧初夏教授的實驗室學習、研究基因敲除技術。

楊曉明白，基因敲除是獲取穩定的動物模型，研究腫瘤等重大疾病的發病機理、探索治療辦法的一項新技術。黃教授是要自己一步跟上世界先進水平啊！楊曉不敢懈怠，努力學習，在美國一鳴驚人，論文被SCI（科學引文索引）引用達1000余次。

1999年3月，楊曉學習期滿，鄧初夏教授竟舍不得放她走了。楊曉沒有猶豫，毅然回到黃教授身邊。回國第二天，黃教授把楊曉推上了中國工程院醫學科學前沿學術研討會，雖然只破例給了她3分鐘的發言機會，卻產生了不小的轟動。

人類基因組計劃自1990年開始實施，到2001年，已經破譯了人類基因組全序列。黃翠芬意識到，一個“后基因組時代”開始了！

我們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黃翠芬經過反復思考研究，決定從危害最嚴重、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研究入手。因為，近30年來，生命科學取得的許多重大突破性理論成果來自腫瘤學研究，一系列具有革命意義的生物高新技術也源自于對腫瘤發病機制的研究。

1999年，黃翠芬在院里大力支持下，帶領葉棋濃、楊曉、周建光、胡寶成、黃君健等組建了一個研究團隊，經過10多年的努力，在腫瘤基礎研究領域取得長足進步，先后承擔了“973”、“863”和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等一系列重大課題，不僅發表了一批高質量論文，引起國際反響，還獲得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發明專利的潛在抗腫瘤基因治療藥物。這是黃翠芬晚年親手領導組建的一個戰斗在“后基因時代”的科研團隊，其中有“973”首席科學家，有“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有院士候選人。

近年來，黃翠芬發現海洋生物工程、抗體工程、生物導向藥物、多價活疫苗、轉基因動物等高新技術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建議生物工程研究所開展相應研究，并親自找資料進行課題可行性論證。如今，這些項目都由所里的年輕人承擔，均被列入國家 “863”和“973” 等高科技計劃。

黃翠芬正像一只蜜蜂，筑起了一個又一個前沿學科的蜂巢。

直腰為人梯，彎腰為人橋

“直腰為人梯，彎腰為人橋”。總后勤部副部長秦銀河這樣評價黃翠芬的高尚品德。

黃翠芬愛才惜才，業界幾乎無人不知。1978年，黃翠芬為了創建全軍第一個基因工程研究室跑前跑后，好不容易爭取到兩個出國名額，可是黃翠芬卻讓給了有發展潛力的中年知識分子，自己則以探親的名義，自費去美國考察。回國時，她又帶回1萬美元的儀器和實驗菌種……

不僅如此，黃翠芬還發動在國內外結識的朋友、老師、同事，千方百計地打通各種渠道，先后把幾十位優秀的年輕人介紹出國進修學習，同時又想方設法創造條件，吸引學成后的年輕人回國建功立業。

周建光研究員永遠不會忘記，是黃翠芬院士推薦她出國深造，在她學習的5年時間里，黃翠芬沒有忘記她，還多次利用出國機會專程看望她，了解她的實際困難。回國后，黃翠芬多次找上級領導反映，幫助她的孩子解決了上學問題，徹底解除了她回國的后顧之憂。

黃翠芬愛學生和晚輩就像愛自己的孩子。每到春節前，黃翠芬總會在家里舉行師生、同事團聚會。她親自下廚，做出豐盛的粵菜和西式菜肴，幾十號人濟濟一堂，邊吃邊聊，無所不談。博士王國力寫道：“一位人人敬仰的學術宗師，能給她的晚輩和學生做午餐，令人感動。我在她那里‘偷’學的一道‘越南飯’，至今是我家宴請同學好友的保留項目。”

然而，在科研把關上，她卻嚴格得近乎“死板”。學生的論文寫出來了，她要把原始實驗記錄從頭查到尾，厚厚的多少本，她一頁一頁地看，一項一項地比對，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黃翠芬看完一位博士生的論文后語重心長地對他說，論文能不能不用形容詞？不用過多的裝飾？如今已經成長為學科帶頭人的這位博士提起此事仍激動不已。

在生命的最后12年，黃翠芬先后被檢查出結腸癌和肺癌。在與病魔抗爭的12年時間里，黃翠芬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卻仍然堅持每天上半天班。即使在最后的幾個月，黃翠芬對前來看望她的學生，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

“視名利淡如水，追求真理一生無怨無悔，聲名存海內；看事業重如山， 領軍科研一世有功有德， 桃李遍天下”——黃翠芬的長子、美國馬里昂大學終身教授周哈陽博士撰寫的這幅挽聯，可謂黃翠芬院士一生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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