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信用體系建設 優化營商環境

【光明時評】深化信用體系建設 優化營商環境

近年來，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斷深化，成為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優化營商環境的核心要素。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未來一段時間的信用建設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為新時代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全國各地積極響應，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營商環境優化緊密結合，探索并積累了諸多寶貴的經驗。

社會信用體系是良好營商環境的基石。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信用經濟,社會信任是創造經濟繁榮的基本前提。交易成本的降低、契約精神的培育、要素配置的優化，均依賴于信用體系的堅實支撐。《意見》明確闡述了信用體系作為國民經濟順暢循環之基石的重要性。完善的信用體系能夠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強化契約執行、規范市場秩序，為市場主體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北京市推行市場主體登記告知承諾制改革，將信用承諾制融入行政審批，成功將企業開辦審核時間縮短至10分鐘內。浙江省廣大市場主體能夠享受“信用越好、辦事越易”的便利，得益于五色信用評價體系的精準畫像。這些實踐表明，信用體系與營商環境的優化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制度供給精準對接市場需求、實現動態平衡的過程。

社會信用體系是差異化監管的前提。傳統“以審代管”模式往往陷入“監管疲勞”與“市場失序”的循環，而信用分級分類監管實現了治理方式的躍遷。山東省聊城市推行的“雙隨機、一公開”抽查、信用風險分類管理等主動性監管措施，通過實施差異化、精準化監管，依據企業信用等級調整抽查比例，有效降低了涉企檢查頻次。這種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能有效激發市場主體自覺守法誠信經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支撐。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通過簡化行政審批、優化政務服務、加強法治保障等方式，為信用體系建設創造了各種有利條件。例如，浙江省實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過信用數據的深度應用，成功實現了政務服務的“一網通辦”，極大提升了行政效能和群眾的辦事效率。企業辦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等手續時，憑借良好的信用記錄，即可享受“綠色通道”服務，這一舉措顯著提升了市場主體的滿意度。

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助力社會信用體系效能的發揮。例如，區塊鏈技術助力建立信任。深圳市采用區塊鏈技術，對10萬余項合同執行情況進行上鏈存證，保證了數據的不可篡改，構建了“信用賬本”，提升了處理合同爭議的效率。又如，大數據分析推動了政府管理的精細化。北京此前依托大數據平臺，實現涉企信用信息“國家清單”24類數據、“北京清單”14類數據全部對接共享，為中小企業精準“畫像”，為50余家北京地區金融機構提供服務1.8億余次。數據因素的轉換，改變了財務資源的配置邏輯。由于算法模型的精準預測，信用監管模式實現了從“事后懲戒”到“事前預防”的根本性轉變。

當然，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營商環境優化仍需要持續改進。首先，需解決信用信息平臺“孤島”問題。建立跨地區、跨部門的數據共享機制，完善國家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推動大數據融合，提高信用評估準確性，拓寬應用范圍。其次，加強法律保護。防止信用泛化和濫用，制定社會誠信法律制度，明確信息使用邊界與規范，確保信貸權益得到保障。再次，創新“信用+”應用場景。構建“信用+金融”“信用+貿易”“信用+民生”等多維度應用場景，使信用成為資源分配的重要方向，提升經濟運行效率。最后，加強國際信貸合作。推動跨國信用互認機制，助力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提升國際信貸領域的競爭力。

從根本上說，社會信用體系的構建和企業經營環境的優化，是一個制度創新和效率提升的雙向過程。《意見》的出臺，標志著我國信用治理體系已由“夯基壘臺”向“系統集成”深入發展。各地的創新實踐表明，只有將信用理念深度融入政府治理、市場運行和社會服務，才能夠將信用體系的理論優勢切實轉化為營商環境的現實勝勢。信用既是治理之基，亦是發展之源。今后，我國應繼續深化信用體系改革，打造更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為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礎。

（作者：方建中，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